一名调查记者的一年：我从许多“伤痕累累”的现场走过

作为一名调查记者，2023年这一年中，我去了大量的新闻现场，见过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总结下来，“破坏”与“重建”，似乎是我这一年在新闻一线行走中所见所写的两大关键词。

被伤害的

今年夏天，我去了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仁市调查地方债“救火队长”樊强获刑一事（详见《地方债“救火队长”获刑背后：县域债务危机下的商机与危险》）。

樊强的故事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一位曾经被视为当地政府“座上宾”的商人，最终获刑，身陷囹圄。此案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各地政府大肆举债——地方政府在谋求政绩之时无序举债并非某一个地方独有，由此而造成的种种“烂尾”也不鲜见。

地方政府大举借债后形成了巨大的违约风险，这些掮客就显得炙手可热，他们往往能在地方债务面临“爆雷”之时调来救急的资金，成为“救火队员”。比如樊强，风光时当地主要领导都曾上门向他求助——即使在樊强被控后，贵州其他地市政府融资平台依然找到樊强背后的金主寻求帮助，并书面确认：“是我司主动恳请贵司帮助我司解决短期拆借资金问题，资金成本也是经双方协商自愿同意，贵司的帮助既是防止我司违约爆雷，也属于金融维稳工作。”

樊强这样的掮客存在于全国各地，人数过万。就樊强而言，他认识一些企业家，但能借到的单笔金额最多在千万元级，当需要更大额的资金时，他背后还有实力更强的后端掮客，后端又认识账面现金更多的金融人士，一个紧密衔接的庞大地方债中介市场就此展开，靠着高风险、高收益、超短期维持着各方利益均衡，击鼓传花。但等到地方化债压力陡增之时，这些原本是政府座上宾的掮客立刻成为“过街老鼠”，成为被“切割”的对象，中介们自视严谨的种种风控措施、签订的各种协议，也只能随风飘散。

我在贵州的十多天里，恰巧又得知了当地的另一个重大纠纷：一个招商引资的“明星”项目，最终陷入长达五年的争讼漩涡（详见《兴仁“明星”铝电项目一地鸡毛，5年争讼为哪般？》）。

同一个地方的两个案例，从财政和产业两个角度折射了当地的经济生态。从鼓励发展、发展重工业到化解风险、产能指标收紧，政策的前后调整都有特定时期的必要性。但如果颗粒度细到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县，新官不理旧账，导致民间资本陷入恐慌或者投资利益得不到保护，这样的矛盾依然时有发生。

此类个案对各当事方都造成明显的伤害。樊强的获刑和“登高铝业案”中的投资折戟自不必说，当地也在其中遭受伤害——许多评论就直接对当地的营商环境提出疑虑，甚至有人认为当地的种种做法属于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一些受访者与投资者就跟我说，不敢去如此营商环境的地方投资。

我今年参与采写的“汉氏贵金属老板跑路”报道（详见《从行业前五到资不抵债，江西上饶汉氏老板“跑路”始末》），则揭示了另一种破坏和伤害：既有小圈子内拆借贵金属货物不留凭证的“行规”；也有同乡同业对“大老板”的信任；还有当地政府对支柱产业和GDP注水的纵容，最终酿成一个涉案数十亿元、多家上市公司卷入的大风波。

这样的撕裂、伤害，或许需要较长的时间来修复重建。

待重建的

需要修复和重建的不仅仅是经济生态和营商环境。

今年7月，华北遭受罕见的洪灾，河北涿州灾情却一度被忽略，我们迅速将关注投向这座小城。

8月的第一天，我们联系到了多位涿州水灾的受灾者，对当地灾情进行了报道（详见《洪水中的涿州等待救援：“一公里外就是安全区，但救援力量不够”》）。随后的一系列报道，从救援、安置、物资发放等多个角度对灾情及当时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了呈现。

从观察者角度来看，信息的传递和物资的捐赠是每一次灾难都要面对的大学问。比如，急缺救援力量的灾区，会有灾民传递出需要救援的信息，而政府则或许掌握了已经出发尚未抵达的救援人员、物资的信息，因此了解救援力量在未来一段时间或许并不短缺。两者的信息差，传递出不同的声音，造成外界质疑，让人心陷入不安。另外，物资到达后如何卸货、如何分类，又如何安排发放，都是一套需要科学运作的统筹安排。因为有无数好心人为灾区捐款捐物，不仅需要投入更多人员精力，有时还会出现过剩情况，而对于灾区来说，过多的资源短时间内涌入，有可能意味着新的灾难。在涿州洪灾中，我也一度看到这样的混乱。

图为2023年8月2日，救援人员在河北省涿州市市区内转移群众。新华社图

今年10月，我来到涿州，观察一座80天前经历水灾的城市（《涿州灾后80日：正在复苏的城市与乡村，一些人在等待补偿款》）。

道路和建筑有被粉刷的痕迹，墙上的水痕诉说曾经发生的故事。这里，农村和城市几乎没有过渡，从市中心开出去四五公里就可见牛羊和土路。再见到那些活生生刚经受过灾难的人，他们的描述里已经没有太多悲伤，有人展现出一种刻意的乐观，也有人表达了无奈。

一些养殖户与我见面，表达了希望能够尽快得到赔偿的意愿。其中一位，家里房子正在被推倒，几十头牛早被洪水冲走，自己和妻儿住在几平方米的集装箱里。“之前也是有头有脸的小老板，现在一身泥泞。”另一个养殖户对我介绍。

一些村民在洪水退去近三个月后仍住在集装箱里盼望补偿款能够尽快到位，但有些人发现，即使补偿款到位，也无法支撑完成房屋重建。

与我接触的当地企业主、官员和村民，对外发言时似乎掌握了描绘希望、表达感谢的方法，但在松弛状态下，还是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了现实发展的难。推倒了再重建，需要资源，需要资金，更需要一种继续生活的信念。

我不知道自己能帮到他们什么，只能尽我所能记录与核实他们所说的话。

抵达现场并非调查记者的特权，而是每个新闻人都本应追求的报道方法。作为我个人来说，抵达是一种手段，了解事件背后各方的强弱关系、收益损耗，才是关键。面对自然灾害或是突发灾难，所有人都显得弱小无力。观察各方力量的此消彼长，记录伤害与被伤害的人与事，尽量站在弱者一方审视强者，这是我介入其中的理由和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