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贸易进入改革创新发展快车道

作为丰富与创造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以及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举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布了《关于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了到2029年和2035年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占我国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分别提高到45%以上和50%以上的两大战略目标，在此基础上《意见》构建出了全方位的制度和政策顶层设计，因此可以期待，未来10年我国数字贸易将进入改革创新发展快车道。

国际贸易“新引擎”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2013年推出的《美国和全球经济中的数字贸易（第一部分）》中首次提出了数字贸易的概念，该报告定义的数字贸易就是“所有以数字订购和数字交付的国际贸易”。我国商务部在《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0》中对数字贸易进一步作出了完整的解释，即数字贸易是依托信息网络和数字技术，在跨境、研发、生产、交易、消费活动中产生的，能够以数字订购或数字交互方式实现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跨境数据流动贸易的总和。看得出，在明确了数字贸易技术支撑与活动领域以及数字贸易内容的同时，中国官方也强调了数字订购和数字交互两大贸易形式。

所谓数字订购，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的商品或服务的订购方式，就像我们在电商平台上下单购物一样。数字交付则不同，它是指将物理产品或服务转换为可在电子平台上传输、存储和使用的数字形式，然后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让企业在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以及商品和服务上实现更高效、更精准的推送。因此，相比于数字订购方式中消费者只是群体性看物下单，数字交付则支持企业满足消费者个性化下单。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数字交付贸易规模达4.2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0%，占全球数字贸易规模的比重为63.72%；同期全球数字订购贸易规模为2.4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98%，占全球数字贸易规模的比重为36.28%。

数字贸易内容是整个数字贸易链条中的核心部位，一般由数字货物贸易、数字服务贸易和跨境数据流动贸易三方面组成，其中数字货物贸易除了各种有形产品的线上交易外，还包括出版、影视、动漫游戏以及创意设计等折叠而成的数据贸易；数字技术贸易则包括软件、社交媒体、搜索引擎、云计算以及卫星定位等在内的信息技术服务贸易，而跨境数据流动贸易主要包括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据流平台生成的数据被广泛应用于研发、生产、运营、服务等价值链环节而产生的数据供求服务贸易，同时像算力技术等就是数据流动贸易的标的，而且还是全球发展最快的数据流动贸易标的。

客观上判断，数字贸易虽然并没有改变全球贸易的底层逻辑，即贸易对象还是看得见、摸得着以及体验得到的商品与服务，但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实现渠道与增值拓展路径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商品与服务交易从线下扩展到线上，贸易空间广泛化与客户群体广众化，同时出现数字营销、数字结算等主体供给，等于就是在服务产业链上营造出了新的价值结点；另一方面，数字贸易通过5G、大数据、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同制造业融合并充分赋能，如企业在生产端依据大数据增设产品设计，或者在供应端添置海外营销节点等，由此带动制造业的服务化升级以及价值链的再造；不仅如此，诸如跨境电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数字贸易载体还撕破了贸易边界与屏障阻滞，使得货物与服务的可贸易性得以无限扩充，甚至让原来认为不可交易的贸易变得可交易，贸易效率也大幅提升。

基于以上事实，世界贸易组织（WTO）认为，数字贸易已成为推动全球贸易增长的全新引擎。数据显示，全球数字贸易出口规模从2020年的4.99万亿美元增长到了2023年的7.13万亿美元，四年时间增长了42.9%，年均增速10.7%，显著超过全球商品出口（5.6%）和服务出口（5.57%）的增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2023年国际货物出口贸易同比下降4.6%的态势完全不同，全球数字贸易出口则出现了高达9.0%的同比劲升格局，并同时领先全球服务贸易一个百分点。虽然目前的数字贸易占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只有21%，但WTO认定，2030年之前，数字贸易将每年增长1.8~2个百分点，至2040年全球数字贸易规模占全球贸易之比将提升至1/3以上。

中国的系统化竞争优势

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组委会和国际贸易中心联合发布的《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4》显示，2023年中国数字贸易净出口额为474亿美元，同比增长11.1%，显著跑赢全球增速，同时我国数字贸易出口占全球之比从2019年的3.3%升至4.9%，并连续5年实现顺差。今年上半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规模达到1.42万亿元，增长了3.7%，达到历史新高，全年再次实现顺差无悬念。数字贸易之所以在增速上保持高昂态势且领先全球，主要缘于我国系统性存量与增量优势的牵引与撑托。

首先是基础设施集成优势。一方面，我国数字经济体量庞大，其中市值超10亿美元的数字贸易企业超过200家，同时我国还是全球最大跨境电商出口经济体，跨境电商总数超过七万家，销售网络覆盖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如此，我国是全球电子商务零售额（B2C）最大的经济体，配套搭建出了Lazada、SHEIN、AliExpress和TikTokShop等巨型跨境电商平台。另一方面，我国建成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和2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数量多达165个，还有12家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各种规模的数字贸易集聚区更是竞相涌现，同时线下市场还有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国际性平台。

其次是产业矩阵优势。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而且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40%以上产品的产量世界第一，同时我国制造业已连续14年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增加值已占到全球比重的30%。光伏、新能源汽车、家电、智能手机、消费级无人机等重点产业跻身世界前列；通信设备、工程机械、高铁等一大批高端品牌走向世界；此外，还形成了部门齐全、功能完整的现代化金融体系以及文旅与社会服务类产业门类。这种健全的产业网络为数字贸易创造了宽阔的应用场景，也由此可诞生出大规模数据流，进而衍生出更丰富的数字贸易新业态与新模式。

再次是技术叠加优势。我国互联网、无线宽带、移动终端规模居世界前列，5G、超算、量子通信等新技术世界领先，并建成了面向全球重点国家的信息高速通道以及全球最大规模的光纤和移动通信网络；另外，中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和区块链相关专利申请量位居世界第一，大数据、云计算等相关专利申请数量也在不断增多，社交媒体与搜索引擎在海外存在着不小的需求，北斗系统卫星导航全球服务能力明显增长。丰沛的技术能量既为数字产业化提供了充足资源，同时为数字服务平台构建打下了坚实基础，更可为创建云外包、平台分包等数字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展开了丰富赋能。

最后是制度护航优势。一方面，数字贸易作为对外贸易支柱写进了《“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并在规划纲要中单列篇章；另一方面，《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等支持和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法律体系框架基本形成，且我国正加紧建立数据资源的确权、开放、流通以及交易的相关制度，同时我国正在积极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法律体系的完善以及相关规则的全球兼容化与标准化，将为中国逐步迈向全球数字贸易发展高地提供坚实的保障。

撬动与策应更大的改革创新势能

在高达6.67万亿美元的2023年全球数字贸易规模中，美国以近1.3万亿美元的数量优势位居第一，英国和爱尔兰分别以8400亿美元和7300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二和第三位，中国以7043亿美元的规模位列全球第四。横向对比看，我国存在着加速抢跑与弯道超车空间，同时也有不少待解的数字贸易发展短板与瓶颈。为此，秉持创新为要、安全为基，扩大开放、合作共赢，深化改革、系统治理，试点先行、重点突破的基本原则，《意见》提出了促进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重要政策导向。

第一，完善与升级数字贸易平台的引领势能。数字平台在数字贸易的全程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如平台面向生产端提供大数据服务和智能制造服务，进而提高企业对市场的响应与应用能力，平台还可以针对交易端提供区块链技术服务，进而解决信任与品控等关键痛点，平台也可以在供应端提供物联网技术服务，支持与协助企业的仓储、物流与营销精准布点与落地。因此，数字贸易平台的建设既要扩围，即在推进综合性服务贸易平台的同时，更要注重搭建专业性服务贸易平台，鼓励本土资金构筑数字平台，也要积极吸引外资参与平台构建，同时更要提质，《意见》由此特别强调，要鼓励数字贸易平台进一步做大做强，形成高标准的数字贸易服务平台载体。

第二，扩充与壮大数字贸易的供给动能。宏观层面，在加速传统产业服务化、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的同时，《意见》提出要提前布局关键基础数字技术和数字服务产业，尤其是重点促进数字金融、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数字化交付的专业服务等数字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提升品牌和标准影响力。微观方面，《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强数字应用场景和模式创新，提升数字内容制作质量和水平，培育拓展跨境数字交付渠道，提升国际竞争力，同时培育壮大数字贸易经营主体，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影响力的数字贸易领军企业，并积极培育外向度高、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中小型数字贸易企业，从而构建出大中小企业相互促进、协同发展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第三，强化与提升服务数字贸易的技术驱动引擎。目前国内支持数字贸易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自给率并不高，基础软件、核心元器件、高端芯片等依赖进口，全球软件产业链中的操作系统、中间件等核心技术也主要依靠别国，数据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则被少数跨国公司所掌控，对此，需要继续强力补齐数字贸易的技术短板，《意见》为此强调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加快发展通信、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卫星导航等领域对外贸易，同时加强数字技术研发支持，充分发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作用，强化人才智力支撑，支持高等学校设置数字贸易相关学科，创新数字贸易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第四，创建与健全数字贸易的治理体系。在宏观上已有法律制度基础支持的前提下，《意见》从健全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角度出发，提出推进数字贸易领域相关立法，以及加强数字贸易标准化技术组织建设和加快数字贸易领域标准制定修订。《意见》还明确要建立健全数字贸易统计监测预警体系，加快构建数字信任体系，同时加强数字领域安全治理，并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与强度，尤其要重点加强对源代码、算法、加密密钥、商业秘密以及其他专有信息的法律保护。

第五，优化与提高数字贸易的开放水平。既加大市场开放力度，又提高对外开放层级，既注重结构性开放，又推进制度性开放，是《意见》为数字贸易领域确定的开放基调，为此首先需要放宽数字领域市场准入，包括持续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提高数字贸易领域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投资运营便利化水平，在此基础上吸引跨国公司设立离岸数据中心、结算中心、研发中心，提高数字化交付水平，同时在保障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

第六，主动参与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双边和区域数字贸易相关规则制定，同时积极推进加入DEPA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进程已成基本共识的前提下，《意见》特别提出要主动参与经济数字化国际税收规则制定，同时参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和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数字经济商事规则谈判，不仅如此，《意见》明确持续推动建立数字领域国际合作机制，重点面向东盟国家、中亚国家、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等扩大数字贸易合作朋友圈。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