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流行领域投资下滑，专家：新冠疫苗和药物仍需迭代更新

近一年以来，尽管新冠病毒仍在全球流行和变异，但新冠疫情防控在全球卫生资源分配中的优先级已逐步下降。

随着行业需求拐点到来，相关企业相继调整新冠、非新冠产品比例和在研管线布局。近日，有关市场传来“科兴新冠疫苗已停产”的消息，随后，曾为新冠疫苗研发而暂停其他管线的三叶草生物在回应媒体时提到“会适时根据市场的变化调整关于新冠业务的资源投入”。另据《自然评论药物发现》(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杂志相关文章预测， 2024 年全球销售额 top10药品名单中，辉瑞新冠小分子药物 Paxlovid将退出排名。

但面对新冠病毒的持续变异和长新冠问题，专家认为相关疾病研究、疫苗和药物研发仍需迭代更新。大疫过后，各国疾控体系重塑和医防融合的机制创新也应尽快提上日程。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全球应对新冠大流行的供资机制具有临时性。当前，全球的传染病监测体系尚待完善、公共产品亦存在重大资金缺口。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冯子健近日在清华全球发展与健康传播中心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对第一财经等媒体表示，新冠大流行刚刚过去，但传染病的威胁永在，下一次大流行随时都有可能突然发生。国家、地区和社区等层面都需要为下次大流行做好充足的准备。“不管从全球治理层面，还是从全球（公共）产品研发、筹资、协调行动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和不足，这需要国际社会、全球各国能增进团结，增进协调，以共同推动大流行的预防和应对能力的建设。”

新冠疫苗和药物仍需迭代更新

大疫之后，资本市场对于新冠产品的热情明显减退，有关“是否还要鼓励新冠疫苗研发、原创新冠药研发”的讨论层出不穷。近日，有关“科兴新冠疫苗已停产”的消息，再度引发社会对“新冠要淡出大众视野”的讨论。

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免疫学家魏于全在接受央广网专访时明确：科兴新冠疫苗停产是新冠疫苗迭代升级的结果。

据国家疾控局通报，我国现阶段的主要流行株为EG.5及其亚分支，JN.1变异株在我国流行水平较低，但也呈上升趋势。EG.5变异株为奥密克戎XBB.1.9.2的一个亚分支，JN.1是奥密克戎BA.2.86的变异分支。

“在此情形下，科兴新冠疫苗的保护效力就会有所减弱。而据世界卫生组织及专业机构判断，有XBB.1.5成分的新冠病毒疫苗仍对JN.1变异株有效。”魏于全说。

去年12月，继成都威斯克研发的重组三价新冠病毒三聚体蛋白疫苗之后，又有5款新冠病毒疫苗在我国获批纳入紧急使用，其中2款采用 mRNA 技术路径。5款疫苗都是在原有疫苗的基础上进行迭代，以增强对当前多个主要流行毒株及其子变异株的针对性和广谱性，尤其是对新冠病毒 Omicron XBB。

但目前，前述多款针对XBB毒株的疫苗尚未上市供应，具体国内市场投放情况未可知。而在今冬已投放市场的相关新冠疫苗中，有疫苗企业界人士告诉记者，由于很多地市没有自费接种渠道，而一些地方疾控对“高风险人群”的定义不明确，这制约了一部分需求释放。

“新冠相关投资的降温已经在影响国内的产品开发。”一名国际组织中国区代表日前对记者提出担忧，市场导向的企业缺乏动力开发下一代COVID-19疫苗。但国家层面建立相关筹资机制，资助开发下一代新冠疫苗开发仍有其必要性。

而一些疫苗企业开始逐步拓展mRNA技术平台，提升整体呼吸道疾病疫苗研发能力。以沃森生物为例，该公司于去年11月中旬在深交所互动易上回应投资者提问时称，公司将通过免疫原性桥接等方式持续推动新冠mRNA疫苗RQ3013的迭代升级。一月后，伴随RQ3013获批，沃森生物再度回应投资者称，公司已构建起独立可控的mRNA技术平台和研发能力。现阶段合作开发的产品包括新冠变异株mRNA疫苗、呼吸道合胞病毒mRNA疫苗和流感病毒mRNA疫苗。

疫苗之外，面对不断变异的病毒，研究人员也正在研发下一代国产新冠中和抗体和小分子治疗药物。

2024年1月9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昌平实验室主任、北京大学李兆基讲席教授谢晓亮等在PNAS（《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在线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文章提出，由于奥密克戎的广泛再感染和疫苗突破性感染（BTI），大多数临床上可用的抗体对新冠病毒变异株无效。故此，还需要开发在病毒进化后仍然有效的新型抗体疗法。

研究结论发现，鼻喷雾剂或口服给药递送二聚体或分泌型 IgA 抗体，具有有效阻断病毒感染的能力。患有严重疾病或病毒在肺或肠内停留较长时间的高风险人群，如老年人、艾滋病毒阳性患者等，亦可以从这种抗体疗法中获益。

同一天，西湖制药的原创全新骨架广谱抗冠状病毒小分子口服药WPV01（艾普司韦）在Clinicaltrials.gov网站上注册，启动美国三期临床试验。根据西湖制药微信公号去年9月消息，该药已在国内完成临床三期研究，近期将向国家药监局递交药物上市申报。

“当前的新冠药物临床研究极不容易，WPV01（艾普司韦）在一群症状极轻的群体中做用药研究，能同时获得症状有效缓解和病毒载量显著下降的数据，非常具有价值。”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去年12月底的一次公开发言中如是说。

针对呼吸道疾病发病率高、危害性大、特效药却很少的现象，张文宏进一步提出呼吁：呼吸道传染病用药是一个不断认识和变化的过程，随着全国范围内诊断水平的提高，发热病人有更多机会诊断出是流感、新冠或是支原体，而精准诊断之后，需要的是“精准治疗”，换言之，也即需要开展更多面向新药的原创研究。

去年12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疾病预防控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中国疾控中心和省级疾控中心要加挂预防医学院牌子。国家疾控局综合司司长张国新在解读时表示，回顾我国新冠疫情防控历程，新冠病毒分离和基因组测序的率先完成，疫苗、检测试剂和药物研发等攻关行动高效开展；下一步，将持续强化疾控领域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重点解决重大疾病防控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实践关键技术上的“卡脖子”问题。

完善大流行筹资机制

除了疫苗、药物等应对大流行的“储备武器”，根据全球防范工作监测委员会（GPMB）在近期公布的2023年年度报告，过去的一年里，“应对突发卫生事件全球风险”的多项指标出现下降，其中包括大多数融资指标。新冠大流行期间进行的重要投资正在流失。

“新冠病毒感染于2023年5月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然而，全球仍然存在新冠病毒感染再次激增的风险，或者出现可以逃避疫苗和自然免疫保护的病毒变体。”报告说。

该报告还提到，目前全球流行病的防范主要依靠各国的国内投资。一项G20财政卫生联合工作组进行的调查表明，只有40%的G20国家拥有可用于突发卫生事件的国内应急资金。

基于此，冯子健建议，国内的投资和国家的自主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韧性非常重要的途径。各国需要探索出新的财务资源，这些资源根据各国的优先事项和需求来分配，不应该指定特别用途。与此同时，各国应为大流行预防应对准备提供国内资金，比如设立国内的应急基金。

聚焦到中国，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健康经济与保障研究部部长万泉等在2024年第一期《卫生经济研究》上发表题为“2022年中国卫生总费用核算结果与分析”的研究文章也提出，韧性卫生筹资系统的关键是建立反周期卫生筹资机制，建立卫生应急储备金以应对突发危机带来的资金需求激增，发挥“稳定器”作用。

根据文章披露的数据，中国卫生费用总规模持续增长，今后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或将进入“7时代”，但卫生筹资系统韧性有待加强。从机构配置看，近几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费用增速较低，占比呈下降趋势。此外，疫情对我国卫生筹资的稳定性带来较大冲击。

该文章分析认为，未来卫生投入重点要由“重医轻防、防治脱节”向“医防融合、防治并重”转变。

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等在前述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进一步从三个维度提出了“医防融合”的可持续医疗与公共卫生筹资融合机制：其一，在投入与补偿机制方面，优化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服务的筹资结构，明确医防融合资金筹集的具体方式与标准，体现可持续与稳健性；其二，引入竞争性机制，提升医防融合资金的使用与供给效率；其三，从医保筹资、医保支付与特重大疾病保险三个方面，进一步探索以医保基金为支撑的医防融合筹资机制。

其中，从医保筹资来看，在于创新筹资方式，加强医保与财政资金的融合，发挥协同保障作用。从医保支付来看，可以通过医保资金打包的形式对医防融合服务进行支付，在保证医保资金稳定与平衡的同时，实现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服务的融合。从特重大疾病保险来看，可以考虑建立医院、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医保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财政部门的协同机制，对重特大疾病资金进行统筹管理。

另一方面，尽管在应对全球大流行中，国际融资仅起到了辅助与补充的角色，但目前仍有一些关键筹资目标没有实现。数据显示，大流行时期，估计单日所需资金约为5亿美元，但世卫组织突发事件应急基金目前有2000万美元可用，而其目标为1亿美元；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仅实现其10亿美元目标的一半。

根据前述全球防范工作监测委员会年度报告，过去的一年里，部分中低收入国家由于自身偿债压力很大，本来一部分用于国内监测、公共基础卫生的资金，反而正用于偿付债务。

冯子健呼吁，国际机构亦需努力为现有的大流行的预防准备和应对能力建设，进行筹资和提供资金资助。

根据冯子健介绍的最新进展，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已建立了大流行基金，该基金在过去一段时间曾一度叫做“大流行的中介基金”；同时，国际机构也在开发新的筹资和供资的方式和来源。比如，全球防范工作监测委员会一直在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G20和其他的机构为大流行的准备防范工作提供额外的优惠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