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正视美国债务上限谈判对全球风险资产的影响

为债而困，美国再次进入尖峰时刻。

5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与国会领导人的会面，未能消除双方在债务上限问题上的分歧，迫使拜登缩短亚太出访时间，避免6月初美国财政部耗尽现金而出现财政支出风险。

目前美国府院就债务上限的谈判，正在成为干扰美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的一大噪音。受此影响，美国三大股指持续走弱。最新消息是，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再次表示，财政部用尽其特殊会计操作的日期可能比6月初晚几天或几周。

美国府院就债务上限的谈判，是其一如既往的一道风景，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18年的特朗普政府，而最为激烈的发生在2013年的奥巴马政府，导致美国联邦政府非核心部门持续16天关门。

债务上限谈判僵局会导致美国国债违约，是杞人忧天的威慑。市场愿意拿其炒作，是因为其能给市场带来波动机会，因为美国国债哪怕是短期违约都将给市场带来巨大地震。

其实，债务上限谈判对全球金融市场真正影响在于，谈判以什么方式结束，结果如何。为此，面对全球风险资产日益明显的价值重估趋势，我们更应对此提前做好预案准备。

疫情以来，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迅速上升，到今年1月美国政府的债务达到31.4万亿美元的法定上限，尤其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政府的花钱速度显著快于税收增长速度。

为此，若美国共和党无法利用其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把好财政关，那么对美国国债信用的损失才是实质性的，因为政府财政扩展，表面上是扩大美国居民福利，本质上扩大的是政府在经济社会事务中的权力，而政府在经济社会事务中的扩权，最终将是经济社会的强制性支出，会直接影响市场的效率和经济发展。事实上，近年来美国经济能步入资本支出周期，要追溯到特朗普政府对美国政府监管权的大幅裁减，为市场主体提供了轻装上阵的场景。

显然，高通胀持续下，美联储迎应性加息已让美国经济面临衰退甚至滞胀风险，这意味着一旦美国政府花钱之手得不到有效约束，那么持续扩张的财政赤字容易将经济带入滞胀，并将实质性拉高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抬高全球金融市场的价格中枢，带来更为痛苦的全球金融市场风险资产的系统性定价重估。

若共和党人守住了财政保守主义底线，为白宫财政支出设置强有力的约束，那么企业在市场的活动空间将会更大，政府权力之手介入经济社会的程度会受制于财政拨付硬约束，从而让企业轻装上阵，进行低成本的价值创造，这将有助于提高美国国债的市场信用，使国债收益率曲线的价格中枢下降，提高市场对风险资产的追逐。

为此，当前各类投资者要根据可能的谈判结果做好迎应性准备。如若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并没有通过债务上限谈判得到有效约束，那么就需要为美元风险资产的价值重估做好准备，如通过金融风险管控工具锁定风险，做好美元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对冲美元荒。

若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受到明显强约束，那么这意味着美国通胀基本见顶，美联储继续进行紧缩将是低概率事件，美国经济可能会经历轻微衰退后重拾增长，短期内投资者可适当增加美国国债投资的同时，为风险资产价值重估后的重新配置做好积极准备。

残梦经年看挺立，重生百凤舞翩翩。当前美国债务上限谈判，实质是两党再次通过府院博弈重新厘定政府与市场边界，尽管其本身不会带来美国国债违约风险，但其谈判决定着全球金融市场风险资产的变动趋势，为此投资者要做好迎应性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