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平台善治”，带动高质量就业

近年来，平台经济的发展不断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2021年以来中央及地方政府连续出台了多项政策，旨在保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规范平台用工方式，促进平台企业健康有序发展。国家对平台经济的治理也进一步促进了平台企业自身寻求改善措施，平台治理从实践上逐步进入了一个探索“平台善治”的阶段。

善治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平台企业在调节并改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日常工作环境、安全措施，拓展职业生涯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因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高质量就业有赖于国家政策的外部压力效应，进而激发平台“善治”意识，提升平台的“善治”能力。

要实现“平台善治”的效果首先需要明确平台治理的基本思路。一方面，平台治理手段和方略一定要保持多元化、多层次、多支柱的原则，这样才能更加符合平台经济发展的多主体交互性和平台发展的动态演变规律。另一方面，平台经济的治理应该定位以“善治”为发展方向，依靠政府治理、平台自治、社会协同的融合，营造一个柔性、理性和可持续的空间，促进平台在算法设计、商业模式、管理体系、社会责任、社会总体价值创造当中形成“向善”的发展格局。因此，平台治理的基本思路可以定位在以平台善治为目标，以党和政府领导下协同治理为基本方式，以完善政府治理框架、激发平台企业自驱力为核心措施。

政府治理的框架还要依靠平台企业作为政府治理的延伸实现“落地”。例如，饿了么送餐平台继2021年的“蓝骑士节”之后，开启了平台善治2.0的模式，从算法和大数据入手，充分利用送餐员的各种数据从多个维度对送餐员的需求进行分析，构建了“蓝骑士成长体系”和更加完善的“蓝骑士关怀保障体系”。平台企业根据送餐员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将送餐员划分为三个成长阶段，包括新手期、成长期、成熟期，配置不同的成长方案。

美团也在2020年推出了“同舟计划”，这是外卖配送行业首个关注骑手体验和生态建设的行动计划，旨在从倾听骑手在内的社会各界声音开始，持续推动改善产品与服务，从工作保障、体验提升、职业发展、生活关怀四个层面提升骑手体验与生态建设，让骑手工作安心，有获得感和幸福感，进一步实现外卖生态各方共赢。

又如，腾讯在高质量就业上也在发挥其善治的效果。为了发展更多高质量就业的岗位，腾讯依托商业链条的数字化整合推进在数字生态中形成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职业生态。这个职业生态的形成在三个方面发挥了作用，包括以生态促进人与工作的适配；以生态促进劳动就业的普惠效应，提升了从业者的职业技能和工作机遇；以生态促进就业可持续性的发展，让从业者能够在生态内部实现职业的流动和职位的跃迁。打造职业生态正是平台企业推进“向善”治理的表现。

再如，顺丰一直以来也在坚守“平台善治”的理念，建立了深度员工参与机制。一方面，顺丰畅通线上线下参与通道，开展“3 1服务标准升级”“0抛扔”“助力新员工保有”等活动，引导快递员参与企业事务建言机制，有效推动公司业务件量提升，主动助力企业发展。另一方面，顺丰还创新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围绕职工利益诉求开展协商对话，努力做到矛盾不上交、纠纷不出站。2021年以来，顺丰共处理劳动调解争议约300起，真正把不和谐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特别是深圳市顺丰公司培育了2万名和谐关系协调员及职工技能提升的教练员，成为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润滑剂”和“稳定器”。

依托对“平台善治”案例的分析可知，“平台向善”治理体系中帮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展高质量就业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进而实现了高质量就业的新探索。其启示是，平台企业需要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高质量就业作为发展的目标，构建“向善”的治理体系。这需要从三个角度入手。

第一，综合业务生态发展逻辑、劳动者需求变化逻辑和政府政策约束逻辑，重塑基于平台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平衡的关系。

首先，平台应依托自身业务增长的本质需求，密切注意不同类型职业的发展。对于从事技术密集型职业的劳动者应提供更多职业成长和流动的机遇，让劳动者的技术能力与科技创新发展同频共振；对于劳动密集型的职业，平台应不断更新和完善人性化管理的机制，在平台工作效率与满足劳动者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并能创造更多的劳动者职业上升的渠道。

其次，随着新业态企业中处于不同行业的劳动者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都会有心态的变化，特别是步入婚姻和生育阶段之后，其家庭责任感会驱使其需求更加稳定的工作状态。因此，劳动者也需要不断强化自身的学习，要增强数字意识，提升在数字生态领域工作的能力，这样才能抓住更多更好的职业跃迁和转型的机遇。

最后，政府在促进高质量就业工作中，应从政策的层面不断推进对于稳定且具有活力的新职业的标准认定，充分给予相关人才政策红利。政府还应该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护的问题上，尽快推动各地方政府能够因地制宜地推动多支柱、多样化的社保机制，发挥兜底保障功能的职业伤害预防机制，预防劳动争议爆发的调解机制等。政府应秉承包容审慎地治理、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原则，激发平台企业自主“善治”能力，实施政府“善治”的措施，推动高质量就业的总体格局。

第二，建立顺应有关新业态制度环境的话语体系、披露机制和效果展现，形成与制度环境的良性互动关系。

平台企业应该依据现有针对新业态发展的相关政策，建立与政策话语相近的话语体系，逐步形成通过落实政策来关爱劳动者“善治”氛围。同时，平台企业需要在不影响商业发展和商业机密的前提下，适当披露平台在促进劳动者职业发展、提升劳动者职业能力、落实劳动者合法权益、激活劳动者奋斗精神的相关信息，推动平台“善治”的不断进步。此外，平台企业还需要将善治的成果向公众和社会展示，及时向政府汇报工作效果，以赢得更多平台“善治”机制发展的制度空间。

第三，建立融合劳动者个体发展与平台人本管理之间的创新机制，保持这类机制的动态向善发展的活力，让劳动者充分体验到平台职业给予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首先，平台企业应依托已经建立的平台与劳动者的沟通机制，进一步扩大平台劳动者沟通的群体和范围，提升对劳动者诉求的精准评估机制，为劳动者提供更多表达心声的渠道。

其次，加强对劳动者工作能力和效率的培训投入力度，增设工作适应期、技能提升期、职业转型期的三期空间，为劳动者提供更好的平台管理服务。

最后，加强帮助劳动者实现高质量就业信息服务，充分利用平台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优势，为劳动者提供创新性的职业发展规划和职业流动规划的服务等。

（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