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都市郊区共同富裕，要破解四大差距

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上海新篇章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上海应在共同富裕特别是郊区共同富裕方面展现新作为，破解当前较为明显的城郊、郊间、城乡和群体等“四大”差距。

破解城郊差距

较大的城郊差距是上海大都市的一大特色，主要表现在软硬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层面：一方面，中心城区非常现代化，高楼鳞次栉比，不断刷新城市的天际线，装点百姓的视觉空间；另一方面，郊区面貌较为落后，基本公共服务、交通便捷程度、市政设施完善程度等与中心城区差别明显，新市镇、撤制镇和乡村地区发展相对滞后，民生保障“欠账”较多。

除了发展程度的区别之外，另一重要原因是郊区与中心城区之间在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等方面投入资金的配套政策差异较大。其优化路径为：

一是进一步提高城郊一体化水平，促进城郊要素双向自由流动。

二是加大全市统筹力度，破解郊区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投入主要依靠自力更生、配套少、资金融通难等顽疾，促进中心城区优质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公共资源向郊区转移，补齐郊区公共投入资金政策短板。

三是推动郊区共富政策向中心城区看齐，聚焦缩小城郊人均居民收入的基数差距，整体提升郊区居民收入财富水平。

四是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聚焦缩小城郊文体娱乐差距等。

破解郊间差距

上海九大涉农郊区（含浦东）之间的发展差距较大。以GDP为例，2023年涉农郊区GDP总量排名第一的浦东新区是排名第八的金山区的14倍多，是排名第九的崇明区的40倍多；人均GDP方面，2023年排名第一的浦东新区是排名第八的宝山区的3.63倍多，是排名第九的崇明区的4.67倍多，而且近年差距有拉大趋势。此外，人均GDP排名靠后的松江区、宝山区和崇明区，均低于全国人均GDP 8.94万元的平均水平。

其优化路径为：一是构建郊区联动协调发展机制，形成国土开发强度和人口承载量相匹配的空间发展格局。

二是加大对郊区的投入，促进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资源在郊区间均衡布局。

三是平衡郊区间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整体收入差距，盘活郊区土地价值和财产存量，缩小郊区间整体财富差距。

四是推进物质与精神双轮驱动，缩小各郊区之间整体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差距，增强郊区人民对共同富裕的满意度、认同感。

破解城乡差距

作为全国标杆性国际大都市，上海人均GDP已超2万美元达，到发达经济体标准。但上海城乡差距较大，2023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95万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0万元，城乡收入比高达2.08，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城镇常住居民的48.04%，不到一半，在长三角27个城市中排在第九位左右，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处于欠发达地区水平。

从各郊区内部看，由于区位条件、板块间发展不平衡、历史因素以及现有农村集体收益分配难以落实到真正在农村生活的居民手中等原因，城乡差距较大。比如，浦东新区，一半处于中心城区，一半是郊区；即使是城乡差距相对较小的远郊金山区，其内部城乡收入差距也较大，2023年金山区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达到1.6左右。

其优化路径为：一是重点解决农村地区发展不充分问题，聚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及大力发展都市科技农业、数字农业、精品农业和种源农业。

二是补齐农村公共服务和民生保障短板，实现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升级完善以及郊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

三是实施农业兼业减量行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集成改革，探索以土地为重点的乡村集成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实现城乡收入倍差缩小。

四是破除郊区农村等靠要、养懒汉、缺乏创业精神等观念，形成精神生活富足的上海大都市郊区乡村文化共同体。

破解群体差距

高、中、低收入群体差距明显，以低收入组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所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例，上海市目前不到50%。此外，从全市看，越靠近郊区，家庭收入水平越低，比如近年崇明区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占比为32.80%，该比重为全市最高；而徐汇区家庭年收入在40万元及以上的占比为14.26%，该比重也是全市最高。

其优化路径为：一是推出一批差别化收入分配激励政策，构建相应的税收调节、转移支付等保障体系，让郊区广大技术工人、高素质农民甚至老年人等过上中等收入生活。

二是加大对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源开发，增加公益性就业岗位，探索建立其就业保障机制并减轻其刚性负担支出。

三是合理调节过高收入，规范资本性所得，保护财产权利和知识产权，保护合法致富，稳定经营预期和安全感。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金山区委党校（行政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