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东北第三次发展机遇

东北正迎来近代以来第三次大发展机遇，而且这一次与前两次的发展环境存在两大截然不同之处，如能切实把握机遇，完全有希望实现跃升。

东北第一次大发展机遇是晚清全面开放东北封禁与东北建省，以1907年东北建省为标志；第二次大发展机遇是新中国全面启动工业化，以“一五”时期国家重点建设工业项目集中落地东北为标志；当前正在经历的第三次大发展机遇是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这是全球经济、政治、军事格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东北创造的大发展机遇。

晚清东北建省抓住国际牛市周期

清朝前期，东北发展长期严重滞后，在很多方面比明朝时期明显倒退，关键原因在于清政府长期封禁东北，禁止汉人流入，导致晚清时沙俄轻而易举攫取了这块清朝“龙兴之地”近六成领土。面对东北六成领土沦丧的惨痛代价，以及财政经济压力，1907年晚清全面开放了东北封禁，并在东北建省，从而实现了东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飞跃。

从全球经济视角看，尽管当时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开放封禁与建省为东北抓住了国际煤、铁、大豆牛市周期机遇，东北得以从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落后、经济产出在全国无足轻重的边陲蛮荒之地，一跃成长为近代工矿业、外向型农业、城镇化水平位居全国前列的重要经济区。

在近代矿产采掘业方面，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爆发以钢铁、化工等重化工业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钢铁等重化工业产品产量猛增，带动对上游矿产等需求高涨。钢铁成为那个时代的先驱前沿科技与产业。

1870~1900年（同治九年~光绪二十六年），世界钢产量从刚刚超过50万吨猛增至2800万吨，30年里增长55倍之多。有学者评价，从欧美大规模开始贝塞麦炼钢法生产后的1870年代起，世界进入了钢的时代；更有学者评价，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钢的采用，是打破世界大门，为贸易和开发上升到新水平达几十年之久的主要因素。钢使殖民地附属国和不发达国家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促进了资本的扩张，是上世纪末新型帝国主义的物质基础。

以煤炭产业为例，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煤炭需求突飞猛进，仅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始的从帆船到轮船的水上运输工具变革就创造了与日俱增的煤炭需求。根据国内外文档记载，1860年代中叶，仅基本上行驶长江航线的旗昌轮船公司一家，每年就耗煤二三十万吨，行驶沿海航线的外国轮船每年耗煤40万吨；从1850年代中叶到1870年代初叶，每年输入上海的煤炭从3万吨增长至16万吨。而且，能否取得中国煤炭供给，对轮船航运业的盈亏影响巨大。

旺盛的需求推动中国煤炭和铁矿石开发、出口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东北建省的1907年，中国煤炭出口额不到5万关两，1927年已达2941万关两。

在农业方面，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国际市场需求推动大豆、芝麻、花生、菜籽、棉籽、胡麻籽等植物籽实及植物油行情高涨，跃居中国出口大宗商品。其中，以黄豆为主的豆类出口增长特别迅速，而东北气候、土壤、人地关系等条件特别适合大规模发展大豆种植，因而成为中国大豆出口的先驱与主力，豆饼、豆油等加工产业及其出口也随之发展起来。

1858年（咸丰八年），豆类曾被列为出口禁品之一，后来虽然撤销了禁令，但出口数量不多。20世纪初，全国每年豆类出口量约一二百万担，最高年份不到267万担，主要销往日本。东北建省翌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值西方棉籽和亚麻籽缺货之时，一家外国商行向欧洲试销东北大豆，大获成功，西方肥皂制造业界迅速接受了豆油，中国大豆、豆饼、豆油出口爆发式膨胀，1909年（宣统元年）中国豆类出口就猛增数倍至1443万多担，价值3278万多关两，超过茶叶成为中国第二大出口商品。到1928年，中国豆类出口量已达4039万担，价值14734万关两。

对照晚清光宣时期政府财政收入规模，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当时豆类出口收入规模之大。在晚清货币体系下，1海关两合白银37.68克，1库平两按1908年清政府规定合白银37.301克计算，则1海关两合1.01016库平两；1909年中国豆类出口额3278万多关两，约合3311万多库平两，同年清政府岁入总额26321.97万两，即该年中国豆类出口额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12.6%。如此巨额出口硬通货收入大部分注入东北，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可想而知。

1894年豆饼出口量约51万担；1913年已达1182万担，价值2496万关两；1926年达2605万多担，价值超过7000万关两。在海关开始单独统计豆油出口的1910年，中国豆油出口57万担；1926年达到266.7万担，价值近3000万关两。在豆饼、豆油出口贸易的带动下，大连发展成为东北地区油坊业集中地，号称“油坊之都”。

新中国全面启动工业化是第二次机遇

新中国工业化从“一五”时期全面启动，对20世纪下半叶以降中国国运乃至全球经济格局影响深远。在这场工业化前期，亦即新中国前三十年发展中，中国在先后遭遇东西方阵营全面封锁、贸易禁运的环境下初步建立了一个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根本性巨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从旧中国接过来的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结构极不合理的烂摊子。1949年，中国国民收入仅358亿元，人均66元；国民收入中工业比重仅12.6%；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只占26.4%。相比之下，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般为50%左右。

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品产量上，当时中国不仅瞠乎西方发达国家之后，甚至连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望尘莫及。1949年中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而1950年美国钢产量为8785万吨，苏联为2733万吨，日本为484万吨，联邦德国为1212万吨，英国为1655万吨；1949年中国现代能源生产总量（折合标准燃料）为2371万吨，美国1950年为116620亿吨，日本为6232万吨，联邦德国为14106万吨，英国为22149万吨。

在新中国前期，中国初步完成了工业化，为历史新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规模看，从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至197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679亿元增长至2943.7亿元，增长333.5%，年均增长6.30%；1952~1978年间年均增长6.65%。

从结构方面看，1952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依次为50.5%、20.9%和28.6%。1970年开始，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永久性地超过了第一产业。自此，这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传统农业国脱胎换骨步入工业国行列，在国际社会“丛林”中地位发生了质的飞跃。到1978年，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依次为28.1%、48.2%和23.7%。从工农业主要产品实物产量看，这一时期增幅更是动辄数十上百倍。

新中国全面启动工业化成为东北近代以来第二次历史性大发展机遇。以“一五”时期“156项”为标志，东北是这一波大规模建设的最大赢家，黑龙江又是东三省中第二大赢家。在“一五”时期全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落户辽宁24项，落户吉林11项，落户黑龙江22项（其中落户哈尔滨13项），黑龙江一省基建投资占全国工业投资总额的10.3%。改革开放之前东北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中国国际经济政治地位提升

随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战略的提出，东北正迎来近代以来第三次大发展机遇。与前两次相比，这次发展机遇具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特点，首要特点是中国和东北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截然不同。

东北迎来前两次大发展机遇时，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处于历史性低位。东北当时得以实现经济大发展，相当程度上缘于从发展水平领先的邻国中汲取要素和知识。但国势决定中国区域、省份、城市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整个国家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处于低位，必然给国内区域发展设定相当低的天花板。当时即使中国最发达城市上海在全球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也相当低下，新中国建立之前，上海米价决定于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首府西贡和英属印度殖民地缅甸首府仰光，更不用说东北了。

如今，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已经发生根本性巨变，东北虽然在国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比建国前期相对下降，但在全球经济政治体系中地位大幅提升，相对于周边邻国地位的提升尤为显著。东北正在从汲取经济、科技、社会组织等发展水平领先于中国的邻国要素和知识的前沿，转化为向相对落后于中国的邻国输出要素和知识的前沿。

以对近代东北影响巨大的俄罗斯为例，这个国家曾长期追求与欧洲接轨，现在则在与中国的经贸、文化全方位交流中发现“新大陆”。1990年，中国GDP仅占世界1.62%。这一年，美国GDP占世界22.5%，日本占7.6%，德国占4.3%，整个西方占54.4%，西方七国集团占46.9%，欧共体占18.5%，而整个亚洲仅占17.7%。到2022年，中国一国实际GDP占世界18.4%，整个欧元区占12.0%。

在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及其邻国均需与欧美接轨对标，即使是毗邻国家间的经贸往来也常常要通过欧美中心进行。在这样的环境下，东北常常成为中国开放经济发展的“口袋底”。而在中国日渐回归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心高地的进程中，周边国家越来越多地可以直接与中国市场接轨对标，在这样的环境下，东北日渐成为面对东北亚开放经济发展的“袋口”。

国势上升，必然会推动一国时尚品位走向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众会自觉不自觉地对强势国家的流行品位追捧。牛仔裤、格子衬衫等原本出自美国体力劳动者阶层，流入巴黎这类世界时装之都后，曾长期被当地时尚男女嗤之以鼻，但随着一战之后美国崛起，这些昔日“粗俗”的商品被巴黎时髦男女竞相争购，流行至今。随着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上升，哪怕是汉服这种最中国的文化符号，也在海外赢得越来越多的拥趸。而对于东北而言，这意味着什么？

迈阿密在美国城市中经济体量、产业结构等发展水平并不出众，但因为临近拉美而号称“拉丁美洲的首都”；那么，在中国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的历史性巨变和东北第三次发展机遇中，沈阳、哈尔滨、大连，谁能成为东北亚的“迈阿密”？

中国跃居全球自由贸易旗手

中国在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西方则在“脱钩”“去风险”名义下“反全球化”，这一趋势决定了东北这次发展机遇的第二个特点，即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全球自由贸易旗手，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二战以来美国长期扮演的角色。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从近来一系列政策举动，包括印发《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成功举行第二十四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签署《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升级议定书，向多国开放互免签证，中国驻外使领馆按现行收费标准75%收取来华签证费……可以清晰看出，中国不仅在持续推进深化改革开放，巩固全球经济增长“发动机”地位，而且作出了持续全面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高标准开放经济的郑重承诺，实际上越来越显著地发挥着全球自由贸易旗手的作用，在动荡和衰退阴影下为中国和世界维护发展动力。

从更长时间跨度考察，我们可以对党和政府持续推进建设高标准开放经济的一以贯之的意志看得更加明晰。2013年9月18日国务院最初批准印发的上海自贸区方案只不过是在局部设立的“试验田”，随后逐步在全国其他省市设立类似的“试验田”，而这一次是把开放度最高的“试验田”的许多措施向全国推广实施，其中包含了众多在全世界堪称前沿的新兴贸易和方式和金融工具，从电子支付所需的数字身份跨境认证与电子识别，到“单一窗口”建设数据跨境交换系统，到推动电子提单、电子仓单等电子票据应用，到人工智能应用……几乎尽数囊括。

与此对比鲜明的是，美国议员在大声疾呼“中国大蒜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美国政府在与墨西哥签署协议专门审查涉及中国企业的外国投资。这些在推进自由贸易方面言胜于行、不断构筑“小院高墙”的做法已经蔓延到了其他西方大国，即使英国这个近现代自由放任经济哲学和自由贸易理论的故乡也不例外。

从特朗普时期到拜登时期，中国正是在一步步向全球自由贸易旗手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正在为东北创造在更高层次上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历史性机遇，让我们努力奋斗抓住这个机遇。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