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医药创新源头的凝滞与突围 | 海斌访谈

本月末，北大医学-诺辉中国泛癌种早筛早诊队列PANDA项目进入临床入组阶段。如果把肿瘤早筛的研发视作登山，多癌种的早筛早诊就是全球研究者最想登顶的珠穆朗玛峰。

PANDA项目是大学、医院和企业之间日益紧密互动的一例。中国最好的大学和医院，集中于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城市。如同哈佛大学、MIT等高校及其附属医院，为美国波士顿地区繁荣的医疗创新提供动力，北京和上海密集的高校及医学院所有助于两地医疗创新。

不过，在成为类似波士顿地区的创新策源地之前，还有一些障碍需要清除掉。

科技成果在哪儿

泛癌种早筛早诊队列PANDA项目临床研究启动，开始进入临床入组阶段。

诺辉健康和北大医学部的合作开始于一年之前。在大约十三个月的时间里，双方完成了PANDA项目的技术探索，12月26日拿到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的批文。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乔杰是这一项目的主要研究者。

“此次科研合作是我们在中国高发癌症预防的攻坚之战”,乔杰院士在致辞中讲到:“PANDA项目将建设国际一流水平的联合实验室，打造一支研发的‘国家队’，开展扎实严谨的临床试验，推动中国早日实现高发癌症的可防可治。”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有优质的医学学科，同时也有数家优质的附属医院。2023年，北京大学又成立了临床医学高等研究院。乔杰表示，临床医学高等研究院建设定位于“临床医学学科统筹管理、多中心高质量临床研究、基础临床交叉研究、前沿医学技术创新转化”四位一体，架起“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之间的桥梁。

一个原创新的研发思路，能否最终实现产业化，除了技术本身之外，还需要体系性的支撑。从实验室到产业化，方方面面都可能影响最终效果，临床方案的选择、首个适应症的选择，临床试验负责人的选择都会影响到成败。

据诺辉健康董事长兼CEO朱叶青介绍，这项研究将持续六年时间。“预计2024年有近万例临床样本入组，同时开展针对22个主要癌种的临床研究。估计整个项目的投入会超过规划的2亿元人民币。”

高校是科学研究的起点，医院是获知患者需求的源头。PANDA项目是中国的企业、医院、大学合作逐步走向深入的一例。

2015年启动的医药审批等制度性改革，很大程度上活跃了中国在生物制药、医疗器械领域的创新。也是在这个时期，大量的研发、管理人才，从海外的院校、国际药企回归，开启他们在国内的事业。

他们成为上一波制药和器械领域创新的中坚力量。但这也同时意味着，此前的国内生物制药发展，还是以跟随式的，而非本土首创。

“国内企业在过去十年走过来的创新路，大部分都是找的国外华人科学家海归，实际上还是跟随创新。”复星国际联席CEO陈启宇此前对第一财经表示。本土企业要做源头的创新，除了关注海外进展，还要看国内的科研院所、临床医院所形成的科技成果有没有转化。”

在中国医疗市场，还有许多临床尚未被满足的需求。医药和器械企业的研发之初，首先要找到哪些疾病还根本没有治疗方案，或者现行的治疗方案远远不够好。企业从医院、研究院所寻找源头的解决方案。复星这样的企业，通过基金等方式向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医学院，国内的复旦大学、东南大学等寻找原创科学技术。“去搜索和寻找相应的科技成果在哪儿，相应的科学家在哪儿。”

复星投资的精缮科技，其创始人就是西湖大学副校长许田教授，该公司最初是通过基因编辑的技术做罕见病研究，但是两年之后发现病人实在很少，后来转攻CAR-NK技术。

据陈启宇介绍，目前复星医药在国内外寻找和孵化新的医疗技术，“大概70%的技术在国内找，30%是在全球找。”

转化能力待解锁

一些高校或者企业，热衷于标榜所获得的专利数量。但这是一项颇具迷惑性的科研指标。

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生物医药专利申请大户，这些专利既可能来自于高校院所，也可能来自于创新企业。但是国内很多专利，并没有得到国际PCT(专利合作条约)的认可。单就PCT专利数量而言，中美还有比较大的差距。一些专利成果对于基础研究的突破乏善可陈。据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观察，国内高校相当一批专利从申报的初期，就是为了职称评级，而根本没有考虑将其转化为可以治病救人的医药或者器械。

“我们现在医院仅仅是在做临床试验。这与真正的源头创新其实有很大的距离。”宋瑞霖在一场医疗峰会的演讲中表示。截至2022年底，依托44家医院，中国已建成50家国家临床医学中心与12个国家医学中心。但据他观察，“其中9家医院近10年未开展干预性的临床试验，也就是说国家临床医学中心没做研究，而依然在看病，仅仅是医疗机构而已。”

研究院所或者医院在基础研究的新发现，下一个阶段就是如何转化。所谓项目转化，通俗地说，也就是如何在院所、科学家、管理团队、以及基金等利益相关方设置激励机制。围绕新技术而设置的初创公司里，科学家贡献科学成果，拿到科学部分的股权；创新公司的管理团队拿到管理团队持股，投资者则享有基金持股。在这样的利益分享机制之下，推动基础的科学技术转变为一颗有效的药物、一台精密的医学仪器。

“我们现在这几年创新能力进步非常快，上海这座城市的创新能力在国际上也是不输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此前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但据他观察，国内的基础创新转化为可用于临床的产品、可商业化的成果，中间还有很大的欠缺。

“它（指发达国家）的转化体系建设比我们强很多，我们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转化体系。”朱同玉以国有母基金为例，解释了体系性问题：国有母基金很难投到真正的原始创新里去。

国有母基金更倾向于投资稳妥的项目，以规避投资失败的风险。但这样也意味着，对于高风险的创新项目的支持有限。

“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点在于考核机制，要借鉴国际上基金的考核机制。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列为指标限制了母基金的投向，它不敢投原始创新。”朱同玉说。

总的来说，朱同玉感觉到现在的成果转化过程还是放不开手脚。“上面有政策，下面也很有积极性，但是中间执行部门的积极性不高。”朱同玉表示：“我主要负责转化这一块，我理解中间各个部门，对政策的理解是不到位的，所以确实有难度。我们国家把成果转化完整的链条做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敢为天下先

中国近年来基础研究有长足的进步。

自2016年，学术期刊Nature每年根据高质量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发布《全球医疗卫生机构自然指数排名》。在第一年，中国只有一家医院上榜百强，到了2022年已经有22家中国医院上榜，其中包括了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等。

过去十年间，全球新药研发的管线数量里，中国所占的绝对数量、占比都在上升，美国在平稳地上升，而欧洲的管线占比在下降。其中，中国上升的曲线最为陡峭。

PANDA项目颇能体现中国在临床研究方面的独特优势。

泛癌种的筛查，一直是各家企业追逐的终极目标。Grail、诺辉等企业都在试图突破。“如果把肿瘤早筛早诊的研发比喻为登山比赛，一管血实现多个高发癌症的早筛早诊就是全球研究者攻坚的‘珠穆朗玛’。”朱叶青表示。

PANDA计划耗时六年完成，整个流程纳入5万名受试者。不管是做万人以上的脑卒中队列，还是做万人的癌症早筛研究，中国在需要众多参与者的研究项目有突出优势。罕见病领域的临床研究工作，更是如此。这类大型项目，依靠中国广大的人口规模，寻找相应的参与者远比英国或者德国等欧洲国家容易得多。

这些潜力转变为成果，还有许多阻塞需要打通。

据朱同玉介绍上海医学院转化经验，他们工作重点放在这几个方面：大学要把自己的专利梳理好，哪些可以落地，哪些可以进一步孵化；将高校专利与相应企业进行分类对接，比如说国内单抗企业有哪些，CAR-T类企业有多少；搭建专业的转化团队，进行融合和创新的平台搭建，将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医理、医工、医文都结合在一起。

“我们要把临床研究机构变成一个临床的科学研究机构，不仅仅做企业所委托的临床研究，更多做干预性的、那些临床未被满足的需求的研究”宋瑞霖说。他呼吁有关部门对IIT研究（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作出有效管理的前提下开放，起码允许挂牌的国家医学中心去做主动性的研究工作，而不是要求他们只做已上市药品的新增适应症研究，这样会极大限制、束缚中国的源头创新。

“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倒逼中国医药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并且我们要突破自我，敢为天下先。我们用一个Me too心态怎么做出First-in-Class的产品？”宋瑞霖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