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衡：如何认识与判断第三波去美元化

上世纪中叶以来，美元化与去美元化两大货币湍流先后形成，相互博弈，彼此消长，交织在一起不断冲击着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推进其变化与发展。当前，去美元化浪潮是半个世纪以来最为广泛、猛烈且复杂的，其观念冲突之深、利益博弈之剧，关乎乃至预示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走向。如何认识与判断去美元化？或有待情势进一步发展，并更广泛深入地研讨。

历史地看，50多年来，发生三波去美元化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国际主导货币地位，是为史上最后一个金汇兑体制安排，也正是美元化的货币安排，其所支持的是一个以美元 黄金为基础的固定汇率体系安排。虽然参加进来的各成员国保有货币主权，实则所奉行的正是美元替代本币的国际化安排，一旦美国出现大规模逆差，美元过量输出，其对黄金便发生难以遏制的长期趋势性贬值。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瑞士、法国等一系列欧洲国家即先后按照固定汇率要求自美国兑回黄金，并汇聚成强大的第一波去美元化浪潮。

美国也不得不加入到此浪潮中，即通过最终切断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率，使美元进入贬值通道。美元没有死抱住黄金沉入海底，而是丢弃反杀了黄金，彻底终结了黄金货币的历史。黄金去货币化犹如石沉大海，而挣脱其束缚的美元，则要求各国以自由浮动汇率连结美元，进而要求各国货币对美元自由开放，反对限制美元等外汇管制。这带来了理论上的一大波跟进，并使美元化成为新版教科书的金科玉律。

第一波去美元化实为“去美金化”。它打碎了美元的黄金枷锁，成就了印钞机下美元的超级特权，亦被广泛称为“美元霸权”。其间，石油等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为其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第二波去美元化浪潮同样来自欧洲，即欧元的诞生。欧元成员国放弃了自身主权货币而共同推出欧元，即在欧元区内部彻底实现了“美元替代”。欧元体系，亦即欧元区各国间奉行固定汇率，是为历史最大的固定汇率体制安排，亦可谓欧元区内全面实现本币结算。如果说第一波去美元化是挣脱美元黄金特权的话，第二波去美元化则是制衡美元纸币霸权。欧洲人发起的这两波去美元化浪潮，所针对的都是美元主导货币地位。

欧元的孕育与诞生削弱了美元国际主导货币的地位，直接冲击了美元霸权，许多国家或地区跟进，主张以欧元平衡乃至替代美元。其中，东欧东部、西亚大部及部分北非等环中西欧世界的去美元化浪潮与地缘政治冲突绞盘一般拉扯在一起，最为激进，甚或引发了从科索沃、伊拉克、利比亚，到伊朗，再到俄罗斯等一系列的冲突。不难发现，第二波去美元化范围之广、裂度之深、创伤之大，前所未有。

就在欧元孕育而生的前夜，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没有能力提供充足的美元来实行有效的救助，在韩国，它提出了一系列严格的救助条件并提供了相应的资金后，急难之下，为国际货币体系历史性地开了一个口子——货币互换。虽然之前几年有如美国曾以墨西哥石油储备为抵押向其提供货币互换贷款等有类似案例发生，但IMF事实上提供的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即有期限、有限量的双边固定汇率货币安排，以实现局部性并暂时性的替代美元之不足。

如果说欧元的诞生是火山喷发般永久性改变美元世界版图的分疆裂土，货币互换则有似超级微缩版的定向发行且定期回收的一次性替代美元的星星之火。一经发生，货币互换便逐渐而快速地拓展开来，应用范围之广，采用者之众，已超出应对危机的临时策略工具，成为一大常态性的国际双边货币工具，甚至美国、日本等也参加进来，大有燎原之势。事实上，本币结算也可视为某种极端形态的货币互换，比如印尼出口棕榈油即要求本币结算等，盖以替代美元等国际货币，强化本币的贸易地位，压低汇率浮动的风险。

货币互换、本币结算、非美元定价，以及中央银行减持美元资产储备，乃至数字支付和数字法币等，彼此叠加、互相支持，在欧元诞生后的二十余年间，逐渐汇聚成美元化的第三波浪潮。

第三波去美元化浪潮来自包括欧洲在内的更广泛的全球范围，其中亚洲、拉美，以及非洲等表现最为积极，更为醒目的力量包括来自西亚的沙特、伊朗、阿联酋，以及俄罗斯、委内瑞拉、巴西等能源、粮食出口大国，也包括中国、印度、印尼、墨西哥等经济大国。在诸如石油、天然气、矿产品、粮食等大宗商品贸易上更广泛而坚决地寻求使用美元之外的货币或本币结算，也寻求构建更为持久、有效的相关国际货币合作及其制度安排。不仅如此，世界各国也在相应调整各自中央银行资产储备结构，不约而同地下调美元资产的占比，减持美债等美元资产。

近两三年来，特别是最近一年来，去美元化似乎陡然汹涌澎湃，潮头一浪高过一浪。究其原因，不外有三：第一，美元过度武器化遭受强力抵制，引发反噬作用；第二，美货币经济长期看衰，美联储连续加息，令各国经济饱受冲击；第三，美成为全球能源、粮食出口最强有力的国际竞争者，既有石油美元等定价结算安排，已令沙特、巴西等诸多竞争者深受辖制，引发普遍反制。

半个多世纪以来，去美元化浪潮冲击从未停歇。第一波冲击历史性地终结了美元与黄金的独断联系，第二波冲击在结构上终结了美元对全球货币体系的单一辖制，仅凭前两次冲击经验难料第三波冲击的宽度、广度、深度及裂度，其复杂性、艰巨性乃至冲突性，远未可预知。无论如何，国际货币体系正步入其世纪性的变迁，此亦为全球经济政治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

现实地看，去美元化是防御性的，是相对性的

历史上，英镑替代荷兰盾、美元替代英镑或有其积极进取的动能及动机。然而，过去半个多世纪而来的三波去美元化浪潮，根本来说，都是防御性的，进取性匮乏。

第一波去美元化浪潮，结果强化了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甚至获得超级特权；第二波去美元化将欧洲以欧元区排斥了美元，但欧元在国际上仍然甘为美元备胎，一路追随美元武器化的步伐，乃至引发俄罗斯的去欧元化，以及东盟国家发出去美元化与去欧元化并举的声音；第三波去美元化的主要策略在于货币互换、本币结算、减持美元资产储备，探索构建非美元计价体系等，与其说这些政策选择是趋利，不如称之为避害。

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完全排斥乃至根本替代美元都是做不到的，也不符合相关各方的利益诉求。因此，去美元化只是相对弱化美元的强势地位，并非绝对排斥甚或禁绝美元。

将当前有关各国的去美元解读为对美元的全面货币替代，是不符合事实的，是误读或曲解。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内的变化、发展，或其所遭受的挫折与困难，完全归因于政治操作，甚或自觉不自觉地以所谓国际政治或地缘政治来作解析，取代必要的经济分析，更是不适当的、偏狭的。固然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发展关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及其秩序的根本，但对其的观察、分析与判断终须立足货币经济自身，不得根本游离、无视甚或背离基本经济事实。

长远地看，去美元化基于事实，而非理论抽象

历史上，诸如荷兰盾、英镑及美元三大主导货币地位的兴替取决于现实力量的长期消长，而非理论上的争拗或定论。

1609年，荷兰人在阿姆斯特丹设立交易银行，这是欧洲现代银行的前身。该银行接受各种不同钱币，查验其贵金属含量，将存款换算为银行荷兰盾登记在账户上。从此，开始了无现金的金钱往来。由此，这种起初只供银行计量用的银行荷兰盾，最终跃升为十七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基准参标货币。以今日的视角来看，荷兰盾即所谓第一个国际主导货币。1694年，英国人创立英格兰银行，由此，现代货币体系才渐次发生、形成与壮大，英镑逐渐取代了荷兰盾。

上世纪中叶，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货币。美元此役地位的取得，也是一系列全球经济、政治及安全等事件大发、偶发与频发等不断累积与演变的结果。特别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塌之后，非美元货币当局对于美元主导货币地位接受与否，接受多少，乃至是否选择或放弃去美元化的策略，完全是其主权意志下的决策产物，无所谓普遍的国际法律约束，更不存在所谓理论的约束，其所奉行的是功利主义趋利避害的相机抉择的现实原则。

事实上，也根本不存在从政治、经济、安全等诸方面指导所谓美元化或去美元化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单就现代国际货币理论体系而言，其历史渊源大体源自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是伴随着美元逐步取得国际货币主导地位的历史发展而建立起来的。与其认为它是指导性的，不如说是解释性的。根本而言，它对美元主导地位提供了有效性的解释，支持美元化以及自由浮动汇率等一系列强化美元地位的制度安排，其所谓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的研判从根本上回避或否定了去美元化的理论实践，反对削弱美元国际主导货币地位是其基本主张。

这就是说，国际货币理论体系既有其学术畛域的局限性，也有其立场的保守性。于现实货币抉择而言，追求与设定一个理论意义的完美解，不免有失其方向性，也根本无力解答当前的去美元化浪潮。

长远地看，毋庸置疑，去美元化的货币实践刚刚开始，一切取决于现实国际货币关系体系的长期竞争与博弈。当前，尚不足以对去美元化总体态势及其走向作出理论判定，更无须急着下结论，宜保持理论上的审慎、谦逊，客观以待。勿以理论裁剪事实，勿使其凌驾于事实之上。

（作者系浙江现代数字金融科技研究院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