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这些决定写作的普通人：“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

文学史上有个词叫“平民文学”，或者“民间写作”，强调写作对象本身是普通人，是一个有意与“知识分子写作”“精英写作”划分开来的提法。

这几年来，随着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兴起，文学发表的传统壁垒被打破，越来越多的民间写作者被看到，被阅读，比如以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一夜爆红的余秀华，凭借诗歌《炸裂志》得到关注的前爆破工诗人陈年喜，又比如育儿嫂范雨素的文章《我是范雨素》阅读量突破百万，“外卖诗人”王计兵的一首《赶时间的人》网络阅读人次超2000万。

时间进入2022年底和2023年，更多普通写作者的书被出版，“女工诗人”邬霞的第一本非虚构写作《我的吊带裙》、范雨素的第一本小说《久别重逢》、“外卖诗人”王计兵的第一本诗集，换了19份工作的前快递员胡安焉写下他的经历《我在北京送快递》，65岁开始写字的秦秀英出了第二本书《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80岁才出第一本书的杨本芬，完成“看见女性”系列的第四本书《豆子芝麻茶》……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从《诗经》、汉魏乐府、唐传奇、元杂剧，到明清话本小说，在中国漫长的文学史中，来自民间的创作者尽管大多以“无名氏”的形象被湮没了，但他们一直在以各种形式参与，诉说胸中块垒。意识到这样的写作在互联网时代再次大放光芒后，从2023年开始，我在第一财经阅读周刊推出“素人写作”栏目，记录普通人的写作故事。

对普通人的生活和写作充满兴趣，也和我的个人经历有关。我在四川一个农业县城出生、长大，10岁前每到暑假，因为母亲工作忙，我和弟弟就被送到农村舅舅家，跟着两个表哥到处跑，从小在“街上”、农村之间切换，虽然觉得自己对于哪个群体来说都有点属于“局外人”，但我也由此熟悉了普通人的生活。

彭晓玲（右一）在深圳采访诗人邬霞

对我改变更大的是进入媒体采访社会新闻的经历。作为中文系出身的文学青年，我硕士毕业后进入媒体担任实习记者时，恰好社会新闻部缺人，我就一头扎进了社会新闻，主要和火灾、车祸、街头巷尾异闻怪事、“贩夫走卒”打交道，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工作细节，比如在一家小旅馆里，我见到一位从温州来到上海求医的外婆，她打算用自己的肾挽救年幼的外孙女；一位儿子在暑假不幸溺亡的农民工母亲，瘫坐在打捞现场时手冰冷身体颤抖；市中心一个即将拆迁的菜场里，鱼贩夫妻说起考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的儿子，满脸是自豪和欣慰。这些经历，让我对基层社会更加了解，也更愿意关注他们的生活。

真正有机会倾听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走进他们的内心，是通过第一财经阅读周刊的“素人写作”栏目。作为关注阅读与出版领域的记者，我持续关注范雨素、王计兵、邬霞、胡安焉、秦秀英等作者的写作，和他们进行长时间的对谈，他们没有一些所谓“精英”立场的防御，乐意分享各种感受。

读他们的作品，感受最深的是，以前在文学批评史中看到的很多写作评论，在他们身上活了，比如“物不得其平则鸣”“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很多写作就像王国维评价李煜的词，“以血书者”，比如邬霞在《我的吊带裙》里写在工厂做童工、总是哭的经历，秦秀英写四妹妹的惨死。如果王计兵那天去送外卖，不是遇到一个酒后发狂的失恋男子，被抓起来扔到墙上险些受重伤，他就不会写下那首《赶时间的人》。

今年，李佳琦在直播中反驳网友称“哪里贵了”，“有的时候找找自己的原因，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这不仅引发舆论地震，也让很多人反思李佳琦推崇的“优绩主义”背后的社会因素。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被不时提起。

桑德斯说，“即使是公正的优绩至上的社会，没有舞弊、没有贿赂、没有富人拥有特权，也会给人错误的印象——我们是靠自己取得成功的。我们越是认为自己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就越难学会感恩和谦卑。而没有感恩和谦卑，我们就很难关心公共利益”，“精英阶层的傲慢反映了成功人士倾向于过度沉醉在自己的成功中，而不记得有助于他们成功的时机和好运”。

与这些“素人写作”者的接触，我发现正如桑德斯所说，有时决定人生成功与否的，仅仅就是“时机”。邬霞从小性格内向，读小学第一天就不小心弄丢了数学书，她不敢告诉家长，忙于生计的父母也没觉察。没书，上课听不懂，成绩就不好，她自然遭到数学老师嫌弃，进而害怕数学。到了初中，又赶上农村学校撤销合并，得去更远的镇里上学。那个学校伙食也差，数学成绩更差的她，没有上学的心思了，就想跟父母一样去深圳打工，“如果数学书不弄丢，也许我的人生会不一样？”她似乎是自言自语时，我没法接话，只能沉默。

范雨素人生轨迹的改变也非常偶然。从小看了太多书的她，对中国地理了然于心，一点也不害怕外面的世界。12岁时她受知青文学影响太深，学着小说里的知青一样逃票上了去海南岛的火车，只身出去流浪。三个月后觉得流浪生活没意思，她又回到家里，回来后才知道，在当时的农村，男孩离家出走无所谓，女孩要是这样，“相当于古典小说的私奔罪”，全家都跟着脸上没光，于是没法上学了，只能去邻村做民办代课老师。

他们的坎坷经历让我了解到，当时中国农村各种资源稀缺，导致人生的容错率很低。《我的母亲做保洁》的作者张小满也说，她和弟弟靠着母亲在工地上出卖劳动力赚的钱，一路从乡村走到县城，再走进大城市，他们的“成功”只是“幸运者偏差”。今天的中国社会还是这样吗？什么时候社会能给更多人修正人生道路的机会呢？

就像陈年喜的那句诗，“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尽管境遇艰难，为生计奔波，他们始终内心保持高贵，才写出打动人的好诗、好作品。邬霞的诗集《吊带裙》，很多诗歌有意象重复、语言平庸的缺点，但了解到她的人生故事后，有豆瓣网友说“有点不忍批评”，“诗人又是那么喜欢花朵，喜欢美，读得人心都软下来”。

几年前，作家、编剧刘丽朵无意间看到当时还在做爆破工的陈年喜的博客后，写了一篇文章《编氓野史》，说高中学历的陈年喜是“遗世独立的乡村知识分子”，是“一位注定不会被写入中国文学史的诗人”。我也是在陈年喜还没出名的时候就看过他博客上的所有诗歌，当时受到的震撼至今难忘。看了刘丽朵的论断，我还有点不服气，觉得今后有人写一部当代文学史，如果有足够的文学眼光，一定会为陈年喜留下一笔。

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样的写作队伍，他们必然将是今后书写当今文学史时，值得浓墨重彩记录的群体。他们的述说，是文学，也是我们共同经历的社会历程。2024年，我和《第一财经日报》阅读周刊将继续关注普通作者的写作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