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诗人张玮玮，在音乐中与中年危机和解

新专辑《沙木黎》上线前一天，张玮玮像往常一样去了工作室，内心却涌动着焦虑。他不知道，这张耗费三年时间做出来的电子民谣，会收到什么反馈。

如今，三个月过去，他的心态已经完全松弛，落了地。新专辑巡演走过上海、广州等六座城市之后，12月25日是北京站。他将在一场静谧如梦境的舞台上，回望1997年初到北京闯荡音乐梦的自己。

过去三年，张玮玮从社交圈消失了。那张带给他诸多关注度、被誉为中国民谣圈近十年最好作品之一的《米店》，给他带来“民谣诗人”的赞誉，又被他全然抛在身后。

他放下木吉他和手风琴，扎进电子音乐制作人严俊的工作室，从头开始学起，把复杂的合成器融入民谣音乐的叙事中。

《沙木黎》是一张既不民谣也不电子的专辑，仅属于张玮玮。它广袤而浩瀚，温暖且神秘。每一首歌词，都是精炼隐晦的现代诗，蕴含多重虚幻的、遥不可及的深意。作家韩松落将专辑听了上百遍，觉得这是一张玮玮个人的佛音，每首歌都寄寓了心灵，如同房屋寄寓了人的身体。

在《沙木黎》里，张玮玮把横亘在民谣和电子乐之间的那道墙推倒。他要让听电子的人听到民谣，让听民谣的人听到电子。

打破、推倒、重建，再打破，再重建，是张玮玮音乐生涯的常态。

21岁，他从家乡白银买了火车票，一路北上“搞音乐”。在传奇的河酒吧，他与中国民谣最初的一帮音乐人小索、小河、万晓利一起，在民谣乌托邦的年代，喧嚣着彼此的青春。那些年，他为野孩子、美好药店与IZ乐队担任乐手，又与导演孟京辉合作戏剧。

30岁，随着民谣乐队纷纷解散，张玮玮面临危机。他意识到，音乐的梦是属于歌手的，“做乐手只是在别人的梦里，当别人梦醒，你就没地方飞了。”为了延长自己飞翔的长度，他几乎是被迫开始写歌。被无数文艺青年传唱的那首《米店》，就创作于“从乐手转型歌手”的低谷期，他说当时的自己，“没名没利，心里很干净，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情感里写歌。”

35岁，他离开待了14年的北京，搬到大理定居。随着《米店》的火热，演出邀约突然增多，他开始奔忙在无数个音乐节之间。每次演出结束，辗转回到大理，就是疲惫、倦怠和虚无。

他选择退出乐队，在两年里销声匿迹。大理新家的房子耗费三年总算装好，张玮玮只住了半年，就再次逃离，只身去往上海，开始新的重建。

上海三年，张玮玮回避了大部分社交，把时间耗在工作室，每天写歌编曲，学习合成器。他觉得，自己就像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在那里徘徊寻觅，找到了这张专辑。”

沙木黎是一个虚构人物，张玮玮不愿过多解释这个名字的含义，而是让它处于虚幻、宽广的时间与空间中，就像整张专辑的电子乐带来的浩瀚感一样，听上去是迷雾重重的多维梦境，却能在某一刻被突然击中。

《沙木黎》的歌词，每一首都像寓言。那是张玮玮从2019年起陆陆续续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下的文字，上万字的积累，都是真实记忆。他把文字抽取出来，一点点打磨、凝练，成为抽象的、诗一般的句子。

“雨水惊醒了，山里的野蘑菇/它的生长，自由而美丽。”那是大理。

“睁开第三只眼睛/望着不同的方向/大马士革倒挂在空中/所有的故事，落下来。”那是天马行空的记忆碎片。

在他想象力奔涌的文本中，能看到他最喜欢的《哈扎尔辞典》式的魔幻拼贴与复杂意象，也能看到波兰科幻小说家史坦尼斯劳·莱姆、俄国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对他文学功底的影响。

40岁那年，张玮玮经历亲人去世，一度深陷中年危机。

“生命在流失，人总是会患得患失。好在有音乐的世界，在里面呆着，就像一个庇护所，可以化解很多东西。很多现实中不好表达的，说出来没人听的时候，变成好听的歌词，好看的歌词，自己就化解了。” 张玮玮说，《沙木黎》呈现的是人到中年的质感，“有用久了产生的色泽，也有时间留下的划痕。”

在生命的起伏曲线里，他再一次用音乐安慰自己，“留下这50分钟的声音，我很幸福。”

他感激自己能有能力从事音乐，将音乐当作慰藉和解法，直面那些困顿、迷茫的时刻。音乐在慰藉他的同时，也从他这里传递出去，慰藉到更多的人，这恰是音乐人的意义。

“我把这些年难过的事情，都放在音乐里。这些事情就过了，翻篇。”张玮玮说，待新专辑巡演结束，他将筹备第三张专辑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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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张玮玮：我的宿命，一直要在起伏里面待着

第一财经：你似乎从不愿在某一个状态里面禁锢自己。从担任不同乐队的乐手，到与郭龙组乐队合作《白银饭店》，十年后，回到一个人的《沙木黎》。这种不断打破和蜕变，是怎样的过程？

张玮玮：《白银饭店》出来后的这十年，时间过得特别快。回看自己，很多年是在蹉跎浪费。

那时候赶上音乐行业上升，演出多，特别忙，进入职业化的工作状态。参加一个音乐节，从出发到回来，前后一周，上台也就40分钟。一周接着一周，慢慢变成一种滚动，人在里面就虚了。

有些人不太会复盘，过去就过去了，那是幸福的。焦虑的人总要复盘，每次一复盘，就焦虑。站在台上没信心，演奏乐器也打动不了自己，弹着琴会走神。

做一件事好不好，要看是不是让你感受到澎湃和美好，那种力度会让人陷得特别深，哪怕是痛苦的、费劲的，也会让时间变得有深度。我改变不了生命的长度，但能改变时间的宽度，让时间更有分量。有质感的时间，是能带来结果的。

我总是折腾，去重新寻找，就是基于我必须找到能说服自己的东西，在手上拿着，让自己有信心。我得不停地拆了重建，重建了再拆，用比较刺激的办法。

只要你努力去找，一定能找到（结果）。就像淘金的人，在河边的泥沙里一点点筛，一定能筛出金子。原地待着，肯定找不到。只有走得特别远，特别累的时候，一转弯，见到风景，那是一种开阔的快乐。

第一财经：你常常对自己做音乐这件事产生怀疑？

张玮玮：自我怀疑是一直存在的，也是所有创作者都在面对的。

我是个理性的人，性格不太适合做音乐。我没法在某一个时刻说绽放就绽放。我是摩羯座，对秩序有很深的执念。工作室里，合成器的上百根线都弄得很整齐，桌面上不能有指纹，杯垫必须放在同一个位置。但音乐这个职业又是反流程、反秩序的。

自我怀疑也是神圣的一部分，怀疑了才会想，迷茫了才会找出路。我的职业宿命可能就是，一直要在起伏里面待着。

第一财经：你离开北京，搬到大理，跟野孩子乐队每天排练、演出，其实像是音乐乌托邦的生活。但你最终还是离开了大理，为什么在大理会有那么多的危机与变化？

张玮玮：大理很舒服，一年四季的气温都稳定，天气又好，让你一直待在舒适度里。在那儿生活的人，都在说生活表面的事儿，很平和、平淡。当初我也是冲着这个去的，但每个人的需求，不一定跟大理真的吻合上。

我在舒适和安全里，精神就会没劲儿。有一两年，我特别颓，总感觉困，刚睡醒就困，以为生什么病了，整天都是软软的，弹琴也弹不进去，生命力变得特别弱。

我需要谈论激情澎湃的事情，需要专注和研究一件事，需要生命的张力。恰好那时候40岁，跟中年危机撞到了一起。有时候演出完，回到家，躺两三天都不出门，很颓丧。

有个朋友来大理看我，说到我的状态，他说，“你就是太闲了。”我反驳，我们演出很多，很忙。话一说出口，自己都觉得虚。

他说的闲，是不突破自己，是原地赋闲。这句话特别狠，你流再多汗，那也是赋闲。这跟环境、跟别人都无关，自己画地为牢，不能怨环境。

我从18岁开始做音乐，那么热爱，把音乐当作信仰一样。结果我变成在台上走神的人，我就不配站在那儿。怎么做一个合格的音乐人，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能自洽的，就都是合格的。就怕你不自洽，含糊，台下的观众都能看得出。

第一财经：从2020年筹备，到《沙木黎》面世，你用“徘徊寻觅”来形容自己的状态，去了“很远的地方”。这像是一场独自一人的旅程吗？

张玮玮：我对《白银饭店》有不满，花了60%的时间去录乐器，人声就录了一周，完全搞反了。我的遗憾，只有好好再做一张专辑，才能被治愈。

2020年秋天，我决定搬到上海，除了乐器和随身的东西，什么都不拿，从头开始。

2021年夏天我第一次去严俊工作室，他是中国顶尖的电子音乐制作人，我听了一下午合成器，买了台琴回去玩，三天就明白了，这是我要找的路。

这几年，我每天都是很固定的时间创作，每首歌都写好多遍，很折磨人。对电子乐，我是初学者，不是特别能理解和消化。

我喜欢电子乐的魔力，它太宽阔了，音乐就能把空气给撑开。电子乐其实是物理加数学，一个人就是一个交响乐团，要有宏观的角度，也要有细节。做电子乐很像建筑师，需要立体思维，一个人完成旋律、演奏、录音、混音。我接下去要好好学电子乐，如果想把所有的东西掌握，需要一辈子。

第一财经：沙木黎像一个虚构的人，整张专辑里，你用现代诗的方式，在梦境里向沙木黎述说，有怀念，有歉意。这张专辑对你而言是什么？

张玮玮：《沙木黎》挖进我内心很多地方，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告别仪式，我不再留恋和愧疚了。另一方面，这也是我学电子乐两年交出来的答卷。

这张专辑有多少人会听，我不太在意。就像《黑石》里的歌词写的，“有的升上天空，有的沉到海底。”它是一张纯个人的专辑，承载的都是个人化的记忆。

第一财经：谈谈你的父亲，父亲对你有什么影响？包括那些显见的（让你学音乐），和这些年慢慢显现的影响是什么？

张玮玮：我父亲是老一代文艺青年，野路子再加上经过音乐学院的训练，后来做了音乐老师。小时候，常看他一人待在房间里，关了灯，坐在黑暗里抽烟，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小时候我经常干坏事，突然有人喊，“你爸来了”，我叫大家别动。就见我爸从我们面前径直走过去，但看不见我们。他走路常常都看不见周围。

他总是抄谱子，也不看电视。在工资只有两百多的年代，他花了3000多块钱从广州买回来一台钢琴。小时候，我特烦这些，但现在，看看我在干什么，就已经说明他的影响了。

生命是一体的。他在他那个时代起了个头，我在这个时代接着做这件事，因为一个人的一辈子不够长。我就是延续他的那个人，我们一起在完成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