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信任，比信心更重要

上周“大视野”谈到，在中国经济面临着诸多问题综合叠加的影响下，我们需要“降得浮躁”，用事实、知识和真话去交流，让问题真实浮现，并在建设性互动中寻找现实的最优解。

今天有没有一种很好地反映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氛围呢？我觉得是欠缺的，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简单化、极端化、诛心论、贴标签等，令不少专业人才越来越不愿意在网上发言，唯恐哪句话不“正确”被群殴，“再也洗不清”。

专业人才的明哲保身，和企业家的躺平一样，都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前几天在浦东滨江步道散步，在望江驿小憩时从一本书上看到中央领导2012年5月16日在中央党校所讲的一番话——

《古文辑要》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初唐名臣裴矩在隋朝做官时，曾经阿谀逢迎，溜须拍马，想方设法满足隋炀帝的要求；可到了唐朝，他却一反故态，敢于当面跟唐太宗争论，成了忠直敢谏的诤臣。司马光就此评论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们只有在那些愿意听真话、能够听真话的人面前，才敢于讲真话，愿意讲真话，乐于讲真话。

虽然中国经济遭遇着多重复杂压力，但如果“时时处处都坚持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是可以逐步消化多年累积的各种不良的。相反，那种“为了迎合或满足某种需要，说假话、大话、空话，甚至弄虚造假”的作风，才是攻坚克难的障碍。

对外企要有更多信任

前几天和几位跨国公司中国区高管交流。在现在的地缘政治影响和舆论氛围下，他们某种程度上也是“夹缝中人”。但谈到中国经济，他们的看法很客观，也很正向。

关于产业链外移。他们认为，随着中国要素成本上升，部分产业外移是趋势，但并没有哪个地方能很快地“接得住”中国制造。有人说他们在越南工厂的人工比中国工厂便宜不少，但综合成本高出中国30%以上，因为工资外的成本高。有人说，他们的一家中资客户到越南投资，采取并购方式，钱已经付了，对方却迟迟不过户，找政府也没用。有人说，给东南亚的订单往往不能按时交货，因为整个配套远没有中国完备。还有人说到印度，对投资者的各种刁难离奇古怪，前后矛盾，经常说一套做一套。

关于“中国加1”（China Plus One）。欧美日希望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一直在找备胎。一位跨国公司亚太区CEO这样告诉美国总部：“未来确实是‘中国加1’，但一个中国的市场规模可能是10，很多个1加一起才赶得上中国，不应因小失大。”

一位中国区CEO对总部说：“中国和俄罗斯完全不同，俄罗斯的经济体量占全球的1.8%左右，中国占18%左右，西方制裁俄罗斯，跨国公司把在俄罗斯的企业关掉就行了，因为份额很小。而有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占全球的10%、20%乃至40%、50%，可能关掉吗？那整个公司的生存也会出问题。”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疫情三年的隔离，中国和世界之间需要重新熟悉和再适应。但中国和外部的经济融合已经很深，在华外资是理性的。有外企中国高管说：“我看过一个计算，如果美国和中国没有贸易摩擦，不压制中国出口，目前的通胀可以下降4个百分点。也许不准确，但压制的结果就是美国也在付出代价。”

今年以来，不少跨国公司CEO来华访问。我们固然要加强安全意识，增强自主可控，但吸引外资、高水平对外开放也在路上。从我的观察看，在商言商是跨国公司的基本立场，很少有谁愿意拒绝中国，也没有哪个跨国公司中国高管会向总部建议撤离中国。我还注意到，很多跨国企业都在强调他们的本土化特色，像德勤中国，还溯源了其传承红色基因的历程。

德勤在华业务的一个重要源流，可以追溯到1932年，两位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华侨黄秉章和陈乙明在上海创立的黄陈会计师行。1936年，会计师行迁往香港。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发起支援抗战的“保卫中国同盟”，黄陈二人积极参与，以专业的审计服务支持同盟体的财政工作，得到宋庆龄的高度认可。

在新中国成立后遭遇国际封锁的特殊时期，黄陈会计师行为许多在港中资企业提供了知根知底的审计服务。陈乙明是新中国的第一届政协委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设计组成员之一，在开国大典上被邀请在天安门城楼观礼。

1976年黄陈会计师行与关文伟会计师行合并为关黄陈方会计师行，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做了很多项目。从1982至1997年，他们每年在中国香港为30位来自内地的会计人才提供培训。1997年关黄陈方会计师行与德勤香港事务所合并，组建了“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黄秉章的儿子黄匡源说，此时的关黄陈方需要一个国际网络和可靠的合伙人平台，既能将父辈基业和专业主义精神延续下去，又可以为客户增添更大的服务价值，“专业和爱国在会计师内心是完全统一的，他们都是推动中国会计准则与审计服务水平与国际接轨的积极力量”。

举以上的例子是说明，在中国深耕的这些外企是值得信任的，对中国是有真实感情的。对他们，无论是产业政策、政府采购、数据安全等，都要以信任为本，开展工作。在中国守法经营的外企也是中国企业，我们要有这样的胸怀和自信。

客观来说，外企在中国市场的总体竞争力不如以前了，但依然是高质量发展的代表，合规经营的标杆，在ESG方面也是引领者。

这里举一个例子。2019年我曾经写过中国医药新政改革。改革前，我国的药品供给总体质量不高，部分药品疗效不明，市场上有大量“合格的无效药”。2015年《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发布，标志着一场全面改革的开始。

当年7月22日，食药监局发布公告，要求企业对申请上市的1622个药品注册申请进行自查，数据不真实的要主动撤回。为何要这样做？因为当时临床试验数据造假盛行，国内制药企业做生物等效性试验的花费极低，70%的药企的花费都在30万元以下，不到跨国制药企业的1/10。绝大多数中国药企都选择了撤回，最后未撤回并通过核查的药品只占10%，几乎全部是外企。

现在回想，如果当年不是选择和国际一样的高标准，而是以“中外”划线，最近这些年中国在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长足进步是难以想象的。

没有改革开放后大力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品管、品控、供应链建设不可能有今天的水平。没有外企的示范，我们很多产业的标准都是“自己糊弄自己”，不可能进步并走向世界。

现代化离不开对外开放，离不开对标国际一流标准。而这更需要对外资有更多的、更充分的信任。

对民企要有更多信任

6月7日，我到浙江湖州参加“周三亲清直通车·政企恳谈会”专场活动，看到了政府对民企的信任带来了民企的信心，激发出创新争先的力量。

湖州的周三政企恳谈会从去年6月8日开始，每周三由市四套班子主要负责人轮流主持召开，通过“主题 问题”“报名 点名”“见面 书面”的形式，每期邀请8至10位企业负责人参加。

截至目前，恳谈会已在市县（区）联动召开了42期330场，累计有2617位企业家参会，3489个问题通过企业与政府部门面对面的形式得到了解决。

在专场活动中，15位企业家为15个湖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最佳实践的“好案例”获评单位代表颁奖，以体现“营商环境的‘裁量权’在企业家，涉企服务好不好，企业家说了算”。

浙江方正电机有限公司是国内第三方驱动电机的龙头企业，去年9月与湖州市德清莫干山高新区签约，落地新能源汽车智能驱动系统的项目。公司总经理牛铭奎说，项目从签约开工到首件产品下线，经历了一段不可思议的历程：签约24天完成进场施工准备、83天厂房主体结顶、191天首件产品下线。他因此常向朋友们推荐湖州，高科润电子公司就受其影响而落户德清，今年1月签约，2月装修（一期为租赁厂房），3月设备进场，4月底投入试生产，“一月一阶段”，过程中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今年5月10日下午2点开始的一场恳谈会，湖州市委书记陈浩是主持人，他和8位来湖州创业的青年海归恳谈，边听、边记、边和相关部门责人回应。下午3点，一位毕业于加拿大约克大学、做卫星导航科技的董事长反映，他在2021年发起成立了南太湖新区篮球协会。

“平时打篮球订场地很方便，按照人才政策是免费的。但企业之间打比赛，需要3个裁判参与时，场地收费就要几千元。”他提出对企业之间的体育活动，政府能否给予场地等配套支持。下午5点，他得到了明确答复：“门票、运动赛场的相关免费政策，会起到拉动此类消费的正向效应”，湖州市支持企业之间的体育比赛，体育局等部门将尽快制定细则，推动落实。

为什么企业间打个篮球，政府也要帮忙呢？在陈浩看来，企业家不像钢筋水泥纯粹是物质的，企业家是“会跑的资产”，其心理、情绪也是会波动的，所以要关注他们的生活，“打篮球对他们的身心状态可能真的很重要”。

去年11月1日，湖州举行了首届民营企业家节。设立这个节日，是人大建议并正式通过的。湖州的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市70%以上的GDP、80%以上的税收和出口、90%以上的就业岗位，陈浩说，“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湖州最宝贵的财富，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我了解到，企业除了可以在现场参与政企恳谈会，湖州市“南太湖号”新闻客户端推出了企业家网络报名平台和提问通道，所有网络通道提出的问题，每周汇总后，相关部门都要给予反馈。

人心相通。你对企业家是口头信任、文件上的信任还是真心信任、行动中的信任，他们能清楚地感受到，并做出相应的回应。

去湖州前，我和第一财经电视的团队到义乌访问“吸管大王”、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创始人楼仲平，他是电视剧《鸡毛飞上天》的原型。

我感受最深的是两点。一是有多少信任的空间，就有多大作为的空间。楼仲平1979年1月开始随父亲、哥哥到江西弋阳做货郎担生意，用义乌产的红糖换老百姓的鸡毛鸭毛，鸡毛换回后挑出漂亮的卖掉，做鸡毛掸子，其余用来做土地肥料。

他说：“最开始‘鸡毛换糖’时，只能在周边，后来可以到县里办一个出省证，但指定只能在江西换。”他讲到这里，我不禁想到，给人一个县的信任他就能做一个县的生意，给人一个省的信任他就能做一个省的生意。

第二点感受是民企对效率的极致追求。这几年，楼仲平鼓励内部创业，建立创业体。双童有3万家客户，他们除了吸管之外还有一些需求，可以利用义乌的供应链资源加以满足。所以双童出资金，创业者出人力资本占股，共创共享。创业体充分利用双童自身的冗余空间、厂房、设备、办公室、管理行政资源等，并支付一定费用，这就使双童自身的资产得到了活用，在严峻的竞争中能挺得过来。我感觉他恨不得把双童所有的空间在所有的时间都用到尽。空间有限，但使用效率可以提高，空间固定，但有了新的创业者，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

双童的生意规模只有几个亿，如同央国企的“一根汗毛”。我对他说：“你是很小，但从珍惜资源、充分利用资源的角度，他们都应该向你学习。”

那些靠着“四千精神”创造价值，那些一厘一毫都斤斤计较的民企，难道不应该给他们更多信任吗？

对踏实做事的干部要有更多信任

不知何时起，社会舆论中突然有一种对做事的人吹毛求疵、说三道四的“偏好”。质疑、批评、交锋，是正常的，但如果带着偏颇的“分别心”，把做事过程中的或有偏差、过错，贴上这个标签那个标签，丑化之，嘲弄之，妖魔化之，敌对化之，也提不出什么建设性的建议，那就非常可怕。

事实上，很多明明可以积极做事、做更多事的人，就是在这样持续发酵的氛围中息了心。

诸多研究都表明，所有获得经济成功的社会都依赖一种社会资本，那就是信任。在信任缺失的状态下，经济运转必然低效。一方面，信任和政府治理、法律体系的质量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信任也孕育于一个社会的历史和文化之中，它是微妙的，又是真实的，会深刻影响到全社会的信任水平和信心。

借用科学哲学家波拉尼提出的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的概念，要激发经济的活力、社会的创新，既需要显性的制度、政策、方法，也需要隐形的信任、信心、信念。前者在表面，后者在心里，而且决定着人的行为，到底是不是内驱的和充满能动性的。

显性知识是确定的、清晰的，隐性知识往往是内潜的，更像是一种藏在人脑里的能力与倾向。显性知识可以复制，隐性知识的作用则依赖于个体的发挥，以及个体之间通过互动形成的彼此激励。一个社会要源源不断地产出隐性知识，绝对离不开良性交流。波拉尼就认为，“学徒制”是传授隐性知识的有效方式，因为徒弟通过观察和模仿师傅的行动，可以理解和掌握寄寓在师傅身上的隐性知识。

我们的社会，能不能在隐形的信任、信心、信念方面，切实有所增益呢？

对市场主体来说，政策有没有稳定性、可预期性，社会有没有包容性，他们自身是不是真的被信任，决定了他们究竟有没有信心。

从湖州打造营商环境的经验也可看出，地方干部也是促发展、聚信心的主体之一。踏实做事的干部，也需要得到更多的信任。

日前浙江出台了《浙江省深化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实施办法》，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

实施办法规定了6方面21种具体的容错情形。据浙江省委组织部介绍，2020年以来，共有231名受过处分处理的干部在处分影响期满后，因主动担当作为、工作实绩突出得到提拔重用。

干部不作为，不是没有原因的。我就听一位司法部门的干部说，现在给犯人减刑的压力很大，老怕被怀疑是不是和犯人有勾连。这种“不干事，没事；多干事，多事”的不正常情况，归根结底也是信任问题，是对广大基层干部的信任问题。信任当然不是盲信，要有一定之规，但不信任所带来的成本之高、代价之大，则很少被反思，并努力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

让做事的人心情舒畅，让挑事的人没有空间，这样才有希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有一句话很流行，“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很多信心的建立，是源自信任的。所以我说，信任，比信心更重要。

（作者系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朋友圈发起人）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