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社论：为消费驱动型经济做好各项准备

6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2024年清明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在这3天假期中，全国国内旅游出游1.19亿人次，按可比口径较2019年同期增加11.5%；国内游客出游花费539.5亿元，较2019年同期增长12.7%。7日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清明假期全社会跨区域流动量超过7.4亿人次，日均24679.5万人次，比2019年同期日均增长18.9%。

最新数据给人传递出的一个亮点，就是国内消费正在回归到疫情前水平。不过，从消费规模看，539.5亿元，比2019年同期增长12.7%，人均消费看似明显增长，但如果剔除这四年来商品篮子的物价变动情况、单位货币购买力的流变状况等，实际人均消费可能并没名义上表现的那么乐观。

这并不难理解，当前对中国来说，需求持续收缩现象的深层原因是国内消费的中坚力量——中等收入阶层，大多面临如何修复其资产负债表的困惑。

对普通中等收入阶层而言，其财富主要以不动产形式存在，在不动产变现能力贴现率持续下降之下，其面临的是自由现金流紧张所带来的流动性压力。

目前国内具有消费意愿的群体，在结构上可能主要集中在两端，一端是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一端是退休人员。

前者主要是走出了对不动产的迷恋，更愿意接受多元化的居住满足，这使其无需焦虑于偿付收入比，从而拥有了更多可支配自由现金流，可以丰富其消费满足。

后者则在退休后有了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且随着退休工资的逐渐上涨，使其既有时间也有能力消费。当然由于现有退休人员普遍成长于短缺经济时代，使其普遍属于时间不敏感但价格较敏感的群体。基于前景理论分析框架，人们的行为普遍具有禀赋效应特征，即对用存量等自身已拥有的资源进行消费，具有典型的损失规避效应，因此这导致银发群体的人均消费普遍不高。

为此，不论是基于新发展格局，还是基于消费的内生结构特征看，如何强化消费经济的战略布局，关系到如何构建和巩固中国经济的动力结构。

当前要搭建消费驱动型经济激励机制，核心是必须立足于从生产型激励向消费型激励的转型，这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其一，在信念上坚定消费力驱动生产力的认知理念。将制度和政策重点放置在如何为人们真实显示其偏好提供支持性制度和政策框架，才能真正为企业家精神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方便企业家整合市场分散知识，将捕捉到的个体偏好叙述成消费力，从而基于消费力在市场寻找合适的生产力以满足个体的偏好。

因此，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基于供需两端的，而非是单纯基于供给端或生产端，且消费端在营商环境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因为消费者个体偏好的充分展示，是配置生产力的无形之手。

其二，牢固树立民生也是生产力的发展理念。当前妨碍中国经济内生增长潜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公共民生体系的不完善，导致人们对未来缺乏安全感，这使得居民部门倾向于在其心理账户中多计提为未来养老和医疗等的安全投入，导致居民部门真正可动用的自由可支配收入相对有限，居民的账户上计提了大量预防性储蓄。因此，当前需完善社保、医保和其他社会福利等民生体系，方能真正有效释放出内生潜力。

其三，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中国内需潜力未能有效发挥，关键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较低，导致人们有消费意愿但缺乏消费能力。因此，通过制度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劳动者保护合法权益提供通畅的制度和法律保障，是中国迈入消费驱动经济的基本保障。

其四，营造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制度场域。在消费市场引入辩方举证制度、集体诉讼制度，以及争议和解制度等，让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维护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让消费者有合法的渠道平等与生产者等供给主体博弈，是必要前提。

得之一寸光，可买千里春。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是归宿，中国有着庞大的内需市场，撬动这一内需市场，需要的是坚定消费力驱动生产力的认知理念，牢固树立民生也是生产力的发展理念，完善初次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劳动力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还需营造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制度场域等。这些如同启动内需的一寸光，行则将至，久而可换来内需市场的千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