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报告：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引领，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推进宏观经济持续内生高质量增长

一、2023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基本情况与2024年经济的基本预测

1.回升向好，中国经济持续加速回归潜在增长轨道。

2023年是我国完全摆脱疫情影响的第一年，从GDP增速等宏观经济指标上看，我国宏观经济已经基本企稳，并且持续回升向好，加速向潜在增长轨道回归。疫情之前，我国GDP增速非常平稳，大约是5%~6%。2020~2022年GDP增速每年都有比较大的波动，但是分析近期我国GDP增速数据，可以发现该数据在2023年开始企稳，波动区间比之前明显减少，并且平均增速基本回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平。

2023年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在5%左右波动，这说明该指标已经回到了2019年的水平。另外分析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变化，发现该数据也已经达到了2019的水平，因此可以判断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逐步恢复到正常状态。

2.扩大内需是我国2023年经济稳增长的重点。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为稳定。2023年前三季度我国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为34.7%、32.8%和22.3%，该指标说明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较为稳定。随着我国成为超大规模经济体，外需市场会显得越来越小。净出口在2023年前三季度中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为负，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必须转向依靠国内大市场，国内消费变为拉动我国GDP的主要动力。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于GDP增长的贡献在2023年前三季度分别为66.6%、84.5%和94.8%，不仅大幅度逐级增长，而且成为支撑GDP增长的最主要力量。

3.密切关注需求驱动型通货紧缩压力。

2023年需求面呈现复苏态势。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从2021年开始基本都处于下降区间，但在2023年开始企稳，并且逐步回升。该数值在2023年第一季度达到了三年内的最低水平，并且在之后的两个季度有所反弹，这说明我国的产能过剩现象可能正在改善。2023年下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开始逐步改善，去年上半年增速达到近期最低值，该指标在下半年开始反弹。

但是，当前我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生产者物价指数（PPI）以及农产品价格指数都处于较低水平，因此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房地产市场低迷是产生通货紧缩压力的重要原因。由于房地产供需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短期内房地产投资很难出现趋势性逆转，这导致了近期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进而使得居民财富缩水，财富效应又加剧了通货紧缩的压力。

4.我国2024年宏观经济的十大预测。

基于研究团队综合研判，我们认为中国宏观经济将在2024年出现以下十大趋势特征：

（1）我国宏观经济将会稳中有升：实际GDP增长速度大体上位于4.6%~5.8%的区间，城镇调查失业率位于5.4%~5.9%的区间，通货膨胀率位于0.1%~1.9%的区间。

（2）物价水平可能温和回升：2024年物价水平将略高于2023年，并且CPI可能会比PPI更早回升，呈现前低后高的形态。

（3）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随着财政收入的改善和地方债的治理，财政政策将有更大的空间来稳增长。

（4）货币政策将更加宽松，会进一步降准降息：2024年美联储可能会开始进入降息周期，进而中美之间的利差约束就减弱了，这有助于我国进一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当然具体幅度要视我国宏观经济的复苏情况而定。

（5）更多的稳投资措施将会出台：一是加大基建投资，特别是5G基站、特高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为代表的新基建；二是强化城市更新投资，例如城市轨道交通、城中村改造等。因此预计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同比增速或为7%左右，这将高于2023年的水平。另外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逐步企稳，2024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新开工面积、房地产开发投资名义增速大多会由负转正或者跌幅收窄。

（6）对消费端补贴力度将增大，有助于扩大内需：当前我国已经成为超大规模经济体，外需规模相对变小，如果将补贴发放给生产端，有助于扩大生产规模，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但是将补贴转移到消费端，可以直接扩大内需。

（7）更多的预期管理政策将会出台：2024年预期管理成为稳内需、促增长的关键，只有良好的预期才使得居民敢消费、企业敢投资。

（8）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会走强：2024年我国经济持续恢复，而美联储开启降息周期，进而中美利差缩小，那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望走强。

（9）全产业链优势将助推我国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转正：2024年全球经济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加大。风险就是机遇，由于我国具有全产业链优势和全球最高的工业效率，从而我们工业体系韧性足，抗冲击的优势将在国别贸易竞争中获得较大的竞争优势，外需对于宏观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会由负转正。

（10）新质生产力将进一步发展，推动我国2024年经济高质量增长：我国将进一步将高质量科技创新放在首位。科技创新将在未来带来持续的产业结构升级，加速新质生产力形成，打造新的投资领域和消费形态，打破科技封锁，持续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

二、当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七大挑战和应对策略

2023年我国宏观经济开始全面复苏，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但同时我国经济在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对外贸易、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更加凸显，倒逼经济改革。

1.以形成新质生产力投资为动力，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

2023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4年扩大内需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但是，在我国消费与投资的良好循环尚未完全打通，存在堵点。资金循环的不畅，很大程度上使得投资与消费产生错位，无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制约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某些产业领域，我国存在投资过剩，投资的微观回报率很低；而在另一些领域，明显存在投资不足，其投资回报率高于全社会平均回报率。为此，要以形成新质生产力投资为引领，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投资健康发展。

（1）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接续，重点以“补短型”与“升级型”投资相结合方式，形成高质量新质生产力投资。

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高效的新质生产力投资，推动当前投资结构失衡、投资效率低下问题的有效解决，为此，要重点采取以“补短型”投资与“升级型”投资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新质生产力投资的形成。

（2）畅通民间资本参与投资的渠道，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针对民营企业投资不足的问题，一是要加快建设高水平的市场经济，破除区域行政壁垒，加快垄断行业体制改革，改善营商环境，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要素与产品流动。二是加大政策支持，积极拓宽民营经济融资渠道。支持引导金融机构通过续贷、贷款展期、加大承销力度、调整还款安排等多种方式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三是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创新领域。推动财政、金融工具等优惠政策落实落地，加快设备更新升级，支持民营企业应用创新技术和产品实施技术改造，在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实现国产替代。

（3）推动金融机构完善内部资源配置，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

当前我国流动性整体合理充裕，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资金在总量上不存在问题，但固定资产投资的进一步下滑反映出金融供给并未精准与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相匹配。对此，一要继续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推动企业融资成本的进一步降低；二要加大对科技创新和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对于专精特新企业，推动银行实施优惠的内部资金转移价格，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三要加强部门间协同合作，持续推进供应链金融、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等方面建设，让货币之“水”更加精准流向实体经济领域。

2.稳就业，稳收入，优化居民保险体系，实现居民消费向高品质消费结构转型升级。

2023年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总消费支出呈现小幅增长，消费需求呈现出结构性变化，即基础性消费占比下降，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上升。另外，我国居民消费按照收入、年龄进行划分，不同群体消费倾向、消费意愿和消费内容存在显著差异，相对中老年消费群体，青年消费群体消费观念有所改变，并且其文化类消费需求强烈，当前的市场供给体系明显不能完全满足这类需求，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调研发现，我国居民消费行为主要受当期收入、医疗和养老保险状况决定，以及未来收入预期和潜在支出预期的影响，因此稳就业、稳收入是促进家庭消费的根本抓手。这就需要我们一是继续加强对民营企业减税降费政策，并扎实落实；二是针对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政策持续改进，政府帮扶一些出口制造业、服务业企业向国内市场转型；三是加强失业保险力度，提升居民家庭消费倾向；四是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水平。

3.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促进企业资本存量与居民收入流量之间向合理比例回归，促进投资与消费良性互动。

长期以来，我国投资保持了较快增长，从而使得资产值相对于国民收入而言比例过高，这是近年来我国GDP增长速度放缓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各国的经验来看，资产存量与国民收入流量之间呈一定的比例关系，而这一比例关系的波动就会引起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在经济繁荣的时期，投资增长较快，从而使得资产存量与国民收入之间的比例过高，这会使企业折旧和利息等成本上升，工资比重下降，功能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进而导致消费需求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我国长期依靠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使资产存量和国民收入之间的比例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失衡现象，而疫情冲击加剧了结构调整的难度。因此，在以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同时，也应当以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方式调整资产存量及其结构和国民收入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使经济在短期内保持稳定并实现较快复苏。

4.在机遇与挑战中，加快培育中国外贸新动能。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2023年我国国际贸易基本格局和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全球贸易增长动能减弱,中国外贸逆风前行。

世界贸易整体增长停滞，货物和服务贸易分化发展。2021年，世界贸易从疫情中强劲复苏，贸易总额28.5万亿美元，同比增加25%。2022年，全球贸易总额为32万亿美元，创历史最高。预计2023年底全球贸易额约30.7万亿美元，同比萎缩近5%。同时2024年的前景仍然“高度不确定且总体悲观”。中国外贸盘总体基本稳定。202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值41.76万亿元，同比去年（41.67万亿元）增长0.2%。总体上看，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克服外需下滑、价格下行和上一年高基数影响，全年外贸规模和国际市场份额稳定，展现了较强韧性。

（2）中国外贸支撑力充足，贸易结构继续向好。

2023年中国对外贸易结构持续优化。贸易伙伴更加丰富，主体地位依然突出。东盟、欧盟、美国、日本、韩国仍然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其中，东盟继续保持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进出口总额6.41万亿元，占比15.3%；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19.47万亿元，增长2.8%，占比46.6%。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贸易伙伴的贸易份额降低，而与主要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份额进一步上升。

（3）区域协定与数字平台培育外贸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跨境电商助力制造业出海为外贸发展注入新动能。近两年我国跨境电商全面快速发展。产业规模上，2022年中国跨境电商年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同比增长9.8%，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占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的4.9%。2023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2.38万亿元，增长15.6%。

（4）自贸区和区域贸易协定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新动力。

2022年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进出口7.5万亿元，增长了14.5%，其中，出口3.3万亿元，增长18.1%，进口4.2万亿元，增长11.8%，2023年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我国的贸易红利得到进一步释放。截至目前，中国已与29个自贸伙伴签署了22个自贸协定，自贸伙伴覆盖亚洲、大洋洲、拉丁美洲、欧洲和非洲。

（5）多边贸易体制持续受挫，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

全球经济呈现碎片化趋势，发达经济体经贸政治化明显。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催化下，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加速向着短化、窄化、集团方向发展。国际经贸“效率”让位于“安全”，呈现出全球化分裂特征。

基于当前国际经贸环境和中国当前对外贸易发展现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深化数字强贸工程向实发展。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健全数字贸易治理体系，统筹开放和安全实践。注重由数据要素和先进数字技术驱动的新型数字贸易，抢占全球数字贸易发展制高点，推动传统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

二是巩固区域合作成果走深走实。巩固“一带一路”建设成果，积极落实《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拓展在绿色、低碳、数字、健康、蓝色等新兴领域合作，高标准建设更多生态环境友好型项目，推动先进节能环保设备和绿色技术标准走出去。

三是筑牢风险防控体系行稳致远。加强经贸摩擦应对，建立专业化商事法律服务机构，优化商事调解、国际仲裁、知识产权等服务，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国际经营合规风险排查。降低汇率风险，推动银行“因企施策”优化金融产品服务，满足企业多元化汇率避险需求。降低避险成本，鼓励地方用好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探索通过专项授信、数据增信、公共保证金等方式，提高企业避险便利度，降低企业综合成本。

5.统筹安全与发展，积极应对地方政府债务结构性、流动性和外溢性风险。

当前，将我国中央国债和地方政府法定债务合并后对比GDP，整体负债率仍然低于欧盟警戒线（60%），债务风险整体可控。但深入观察，我国地方债务风险治理面临着结构性、流动性和外溢性层面的多重隐忧，亟须决策层密切关注并加以审慎应对。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三大结构特征：从债务类型结构看，风险主要集中在表内专项债和表外隐性债。从政府层级结构看，自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中央和省之间“财权上移、事权下放”的财政分权制度安排被逐级向下示范延伸，使基层政府面临更加严峻的收支错配局面。从地理空间结构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了两头高、中间低的“U”形空间布局。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治理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短债长投”的期限错配矛盾凸显；二是债务风险财政化与债务风险金融化冲击底线安全；三是“重量轻质”的传统治理理念惯性存续。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治理政策建议主要包括：一是财政金融协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二是在微观项目层面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绩效管理；三是发挥政府债务“四两拨千斤”的社会投资杠杆效应；四是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分类转型。

6.高质量科技创新引领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受新冠疫情冲击影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中美科技竞争升级、逆全球化趋势抬头。我国已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指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为核心，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协同发展，不断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高质量发展是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综合体现，具有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的发展模式。中国的经济增长处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阶段，只有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才能推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塑造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2023年中国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主要面临的挑战有：一是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二是中国从科技创新大国向科技创新强国转变还存在挑战，研发结构需要优化；三是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机制不通畅，科技创新成果难以找到产业化的场景和渠道；四是高技能就业者短缺，人才发展体制机制还不完善；五是高质量金融供给侧改革需完善，多元化科技创新金融需求有待进一步满足；六是我国的研发投资具有顺周期性，金融摩擦加大了经济波动对其影响。

2024年，我们要以高质量科技创新引领产业结构升级，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一是稳固传统产业结构升级态势，谋划布局新兴产业突破点，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二是夯实产业结构升级的技术创新基础：企业基础性共性技术；三是打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堵点，加速科技创新的行业内（间）技术扩散；四是增强财政金融支持力度，预防长期研发投资顺周期下调；五是充分发挥国家级科技创新中心和平台作用，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高质量科技创新公共产品。

7.增强政策的可预测性和一致性，稳定市场的政策预期，提振市场信心。

市场经济运行存在广泛的不确定性，当这种不确定性增强时，经济主体信心会减弱，消费和投资行为会受到抑制，从而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政府政策一方面有稳定预期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之一。政策不确定性增强，必然影响市场主体的预期和信心，不利于稳定经济增长。即使有时出台的政策是出于良好的意图，在经济体系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该政策对某个行业和部门所产生的直接影响，特别是通过行业之间的关联以及通过就业和收入所产生的间接影响，其规模可能远远超出政策制定者的预期能力。因此，在制定和实施这些政策时，应当对市场的力量怀有敬畏之心，与各类市场主体和监管对象进行充分的沟通，尊重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地位和权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应辅助、调节甚至干预市场的运行，而是应当增强政策的可预测性。政府应当基于既定的、公开和公正的规则来制定和实施政策，并依据合理的程序来调整和修改规则。这有助于抑制任意的政策对市场和企业造成的破坏，从而使企业对政策环境形成更为确定的预期。这些规则是对政府的约束，也是对市场和企业的保护，并且符合依法治国的现代化理念。另一方面，还应当增强各类政策的协调性和一致性。当各类政策叠加在一起时，其总体效果更加难以预料。因此，有必要协调由不同部门和各级政府出台的政策，使政策导向更加一致，避免各类政策因方向不同而相互掣肘，使市场主体能够更为清晰地感受到明确而统一的政策信号。

（本文系南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项目组“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2024年预测报告”的节略版。项目组主要成员包括：梁琪、李俊青、郭玉清、李磊、 张云、李宝伟、郭金兴、杨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