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社论：治理漏损，“小作文”背后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树欲静而风不止，东方甄选的遭遇揭开了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治理转型新话题。

最近董宇辉小作文事件持续不断的热搜，使东方甄选的股票受到牵连，13日该股跌幅接近13%，尽管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东方甄选CEO孙东旭、董宇辉本人都对此事进行了回应，股价有所企稳，但热度并没退去。更有甚者传闻，俞敏洪面临在CEO与董宇辉间二选一处境，随后俞敏洪否认。

我们关注这一事件，主要是其拉开了一个通识性话题，那就是数字经济时代，公司治理如何提升市场新机遇新挑战的敏感适应能力，也即如何避免治理漏损问题。

公司治理的终极目的是基于共同的信念共识体系、组织架构和激励约束兼容机制，最大化公司人财物的配置效用和面对市场的敏感适应能力。公司甫一成立，最小化治理漏损和最大化公司的敏感性，就是其不变的主线，而且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公司在初创、成长、成熟、衰退等不同时期，历经从可能性下追求收益，到确定性下防范损失等不同成长场景，及对应的使命。这使得公司成长是一场逆熵之旅，任何错配都将轻则面临治理折损，重则面临生死存亡。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面临的是公司组织结构、治理体系、生产协作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等出一些新特征。这些新特征，不可避免地改变着公司的组织形态和治理结构，推动公司作为一个生产组织，基于新的等价模式进行重构和重塑。

具体而言，这首先就是人才正逐渐从企业内部基于委托代理的雇佣定价，转变成市场化定价和交易识别，人作为智本逐渐获取与资本一起成为公司设立的基本要素。以董宇辉为例，作为头部主播，其价值已完全可通过市场交易进行量化，不再需公司对其在内部进行二次绩效考核，正是基于这一特征，董宇辉作为一种智力单元，具有了与资本对等的博弈能力。

因此，继续用委托代理和绩效考核，为这样的人才薪资待遇定价，已不合时宜，作为一种智本，其可以直接与资本达成信托合作协议，分享公司剩余索取权、受益权和收益权等。事实上，律师、投行人士等已率先作为智本，参与分享公司剩余索取权、受益/收益权等，近年来很多行业的企业，对核心员工也实行事业合伙制模式，为其分享公司收益/受益权打开方便之门。

以东方甄选与董宇辉为例，两者是相互成就的关系，董宇辉作为一个现象级主播，已抽象成了东方甄选的一个资产和智本资源，而非是需东方甄选支付薪资的成本单元，因为董宇辉的价值是可通过市场现金流贴现模型进行量化。

显然，小作文事件，深层次上看，是传统雇佣定价与数字经济时代的现金流贴现定价等两种定价模式在公司内部的冲突。这也注定东方甄选的危机公关药不对症，同时也将意味着东方甄选的治理漏损并没得到善治，这一治理漏损始终以减记计提。事实上，所有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司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当前要有效缓释治理漏损风险，首先应将市场可以单独定价的人才当作智本，邀请其分享公司的受益/收益权，甚至剩余索取权，如对可资产化的人才，通过市场的现金流贴现模型，将其进行证券化处理，作为折算成公司股权的基础，方便其参与公司剩余索取权、分红权和受益权的分享；对国企而言，为防范国有资产流失，可给予可资产化的人才，以受益权/收益权分享。

其次，将可在市场资产化的人力资本，在公司层面独立化运作，公司其他支持部门和个人，可采取内部采购服务方式，确定内部支持服务的价值和价格。如公司对服务支持部门可采取基本工资 内部服务竞争定价的薪资定价方式，以东方甄选为例，董宇辉对文案等部门的内部采购，作为内部支持部门的激励约束兼容框架，这有助于间接使内部服务支持单位的报酬市场化定价，这将为好坏文案提供市场价值识别功能，一定程度上可量化不同文案的市场价格，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利益共同体，减少因为激励约束不兼容带来的治理漏损等。

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时而不失其称则成。小作文事件警示，治理漏损在实务操作上是一个公司治理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认知问题，数字经济下，认知是反熵增的动力装置，需要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