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十年，带来哪些变化

“一带一路”倡议迎来10周年，除了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极大提升了商品贸易与要素流动的效率，并令带路共建国民众充分享受到出行的快捷便利外，双边技术共享与产业连接也催生与释放出更强经济增长动能与更广阔就业市场的普惠性红利，特别是在全球化治理遭遇多重困境与频生诟病的前提下，“一带一路”提供的全新方案不仅拓展了公众的认知视野，更让人们看到了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未来希望。

现有全球化治理的缺陷与顽疾

两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力量发生了颠覆性解构与重组，以英国为代表的殖民主义国家走向衰落，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霸权主义国家崛起，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通过推行马歇尔主义以及对日本提供十分丰厚的“靶向”援助，金融霸权主义更是集合与笼络到了不小的群团力量，且至今依然扮演着全球化治理的主导者。

金融扩张时代的全球治理与殖民扩张时代的全球化治理存在着经脉相同的分工体系，即中心—边缘式分工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少数发达国家掌控金融资本与核心技术，处于全球产业链的高端，而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低端的发展中国家则获利甚微。因此，失去均衡与缺乏普惠是传统全球化治理模式的最显著短板。除了经济利益分配的完全失衡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别在中心与边缘角色上的定位还导致了制度秩序的等级化，即全球化规则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制定，并面向全球不同经济体输出，甚至西方中心主义也试图将经济模式全球化。

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传统全球化治理模式极力推崇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化的初级阶段，而全球化是区域一体化的终极阶段，但在实际操作中，凡是区域一体化程度高的超国家组织会自然出现一种“圈子化”的内化性，从而抵触进一步全球化，而且区域一体化事实上已经令全球贸易陷入了越来越极端的碎片化窘境，全球性商品与服务的贸易成本只增不减，这种割裂型、自闭型的区域化客观上已经成为了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掣肘，而面对区域化与全球化的背离，传统全球化治理模式束手无策。

更要强调的是，传统全球化治理还在国际贸易领域衍生出了诸多问题。一方面，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相应地，擎起多边贸易旗帜的国际权威机构世界贸易组织日益边缘化；另一方面，许多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在贸易立场上选边站队，单个或群体“脱钩”与“断链”的阴霾笼罩全球；不仅如此，近年来各种贸易钳制与金融制裁的乱象频出，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全球经济发展被推入风险跌宕和不确定性的急剧动荡环境之中，人类社会面临着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的恶化趋势，而对于这些全新的发展难题，在少数发达国家并不希望改变既有利益结构的前提下，传统全球化治理其实很难提供公正与合理的解决方案。

更为舒适的全球化治理模式

动态地讲，任何一种公共治理方案能否被国际社会广泛接纳并展示出足够强大的落地与推广意义，关键在于其能否有效祛除全球化治理的“中心化”顽疾以及能否强力消除传统制度架构与发展过程的历史鸿沟。尽管“一带一路”不能被称为全球化治理的灵丹妙药，但至少可以打开一个认识全球化的全新视窗，同时其提出的政策主张多少也可以作为有意义的参考因子纳入全球化治理的备选方案之中。而从实际看，“一带一路”也的确在不同国家与经济体中塑造出了一种较为舒适的关系模式。

其一，“一带一路”的全球化治理以公共政策的共商实现互衬。“一带一路”属于宏大经济地理空间发展战略，发挥好作为公共产品的牵引与导向作用，必须在不同的地理空间单元寻找可以落地生根的平台，对此，“一带一路”建设已经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建设战略”、印度尼西亚“中等强国战略”和“21世纪全球海洋支点发展规划”、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经济发展战略”、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欧盟“欧洲投资计划”、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开发计划”等实现了对接与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若按全球近200个国家计算，共建“一带一路”得到了世界上超过3/4的国家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已经不是中国的自我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协奏。

其二，“一带一路”的全球化治理以基础设施的共建实现互赢。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最为优先的投资建设领域，采取中方注资、所涉国家增资的双重主体结合投资驱动模式，投资方共同行使资产经营管理权，既实现了双方利益的关联共振，也确保了项目的如期完工落地，仅过去1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700亿美元，双边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5.8%；另外，秉持开放包容原则，作为发起国与倡议国，中国既不搞关门主义，也不设排他性条款，而是大范围、全口径地包容与吸纳各方力量的参与，“一带一路”的许多项目建设中不仅能看到亚洲投资银行的资本加持，还有世界银行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参与，甚至渣打银行、西门子银行等外资商业银行的身影也活跃其中。

其三，“一带一路”的全球化治理以产业的共振实现互进。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大部分处于工业化初中级阶段，而中国则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且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四成以上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这种非常健全的工业体系无疑有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上的相关国家在产业对接以及分工协作方面做出优化选择；另一方面，中国已进入产业结构升级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与“一带一路”各国形成产业关联与产能协作后无疑可以带动相应国家工业化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在此基础上完善和拓展产业价值链，并利用产业的上下游关联效应推动价值链升级。不仅如此，产业的深度融合有利于打破贸易壁垒，便于双边或多边市场的嵌入与融合，放大市场的规模效应和形成鲜明的范围经济优势。

其四，“一带一路”的全球化治理以技术的共生实现互惠。相对于“一带一路”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而言，中国的技术领先优势不言而喻，但中国不搞技术霸权，也不会故意“卡脖子”，而是根据带路国家之所需提供差异化的技术供给与服务，中国企业在与对方的合作中获得分摊研发成本空间与适度降低创新风险的同时，带路合作国更可通过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知识技术的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等方式学习到中国较为先进的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此基础上模仿、吸收、消化和再创新，改善其生产工艺流程，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从而促进价值链升级，同时混合与嫁接出新的技术业态。

其五，“一带一路”的全球化治理以市场的共享实现互利。不谋求地缘政治优势与一国独大，也不建“小圈子”，而是全力推动带路各国贸易市场的平衡发展与有机对接，“一带一路”实施的十年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年均进出口贸易额从2013年的1.04万亿美元增加至2.07万亿美元，翻了一番，年均增长8%。贸易红利的背后不仅反映出中国初级产品消费市场与最终消费品市场的持续上升态势对带路各国产品进口的强力拉动，与此同时，从中间品贸易角度来看，中国作为沿线国家中间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也在进一步上升，即中国通过中间贸易品的输出带动全球价值链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延伸，在此基础上逐步打造出新的生产—消费循环和国际生产网络。

综上，作为全球化治理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实现了对西方文明地域性、片面性与狭隘性的超越。在改变着全球化治理语境与术语的同时，“一带一路”也会重塑世界经济发展格局。

未来挑战与基本选择

与10年前的全球局势相比，时下“一带一路”所面临的国际环境要复杂得多。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要国家不仅针对“一带一路”建设分别推出了国际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如美国的“蓝点网络”计划与“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欧洲的“全球门户计划”，以及日本不遗余力地追随“自由·开放印太”战略，而且G7(七国集团)还将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整合起来，形成所谓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这种集群性竞争力量的存在与躁动必然对“一带一路”的全球化治理进程构成不小的袭扰。

从国内情势看，10年前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中国经济正处于较为稳健的高速发展阶段，但疫情之后投资与消费增量动能的释放均未明显达到预期，全球经济复苏步伐的缓慢以及多种外部环境的干扰也导致贸易出口呈现边际递减趋势，而这样的经济格局短期内实现彻底改变的概率不大，中国经济将难以再现往日的“井喷”增长之势，这种情形下，要增强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聚合力以及提升全球化治理能力的话语权，必须寻找到更有创新意义的改革突破口以及更具持久性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时不断扩充与丰富“一带一路”与全球化治理的新内涵。

首先，要争取更为庞大的多边协同力量。前十年“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主要以中国牵头、相关国家辅助的双边方式进行，多边金融机构参与不足；鉴于未来带路各国基础设施依然存在巨大需求，中国在发挥头部角色作用的同时，也要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性金融机构展开进一步沟通与合作，同时策动洲际区域性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加大投资力度，并尽可能多地动员与吸引第三方国家参与。

其次，要赋予更为充分的科技功能。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的趋势，壮大带路国家数字技术能量，应是接下来“一带一路”推进的最大亮点，为此，中国可运用在数字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与带路国家就数字经济发展政策、战略规划、标准体系、监管手段等方面广泛建立起双边或多边交流合作机制，在此基础上支持相关国家加强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升级与改造，与此同时全力推动跨境数字流动，加强数字贸易合作，最大程度地弥合国家间的数字鸿沟。

再次，要增加更为厚重的绿色成分。绿色是未来共建“一带一路”的底色，接下来应以推进与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加速丰富与延展以绿色贷款、绿色债券以及绿色基金等为核心矩阵的绿色金融产品，有序搭建与巩固带路国家绿色项目投融资服务平台，不断扩充与深化绿色产能及装备制造等领域的双边与多边合作，建立与健全绿色金融和绿色贸易的评价体系以及环境风险的防控体系，最终全方位打造与沉淀出“一带一路”背景下全球化治理的绿色化优势。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