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份市场化机构财经媒体研究报告发布，后真相时代如何继续做负责任的守望者？

财经媒体的兴起和发展，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连。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机构财经媒体在中国逐步成长，这个群体为什么始终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在中国社会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在复杂的新环境下，该如何继续保持和提升影响力？

在7月2日举行的“与改革开放同行”——2023财经媒体发展论坛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张涛甫主持发布了《新世纪以来市场化机构财经媒体发展研究报告》（下称《报告》），该报告以七家市场化机构财经媒体单位为研究对象，梳理了二十多年来市场化机构财经媒体的发展演变。

摄影/任玉明。

张涛甫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研究的能力不能脱离一线的实践，这次的《报告》也是对实践能力以及跟业界互动能力的一种检验。他说，《报告》不仅仅是作为历史留档用的，更重要的是能看清把握当下的位置。“现在媒体的变革和社会的不确定性很大，我们做研究就是把握一个确定性，媒体通过专业化的努力，为社会、目标受众传达确定性。”

（文中图片除注明外皆来源于报告）

作为国内首份系统性研究财经媒体的《报告》，课题组采用文献研究与现场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前往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地，实地走访七家财经媒体，并从第三方独立公司获取了相关数据。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两个关键词：市场化、机构。选取了七家媒体作为代表，分别是《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也就是今天的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每日经济新闻》、财新传媒和界面财联社（按成立时间顺序）。

“市场化财经媒体以其鲜明风格和重量级的报道，在社会不断引起强烈反响，这些年从未间断。特别是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市场化财经媒体再次站到舆论引领的前沿。”《报告》课题组组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财经新闻）方向项目主任章平对第一财经介绍。

摄影/任玉明。

《报告》指出，以往关于财经媒体行业的研究报告多关注单一时点的“横截面”，尤其聚焦新媒体时代以来的行业状况，较少体现出行业发展的纵向变迁。此外，既有报告大多缺乏建设性的视角，多实现了对行业现状与现存问题的描述，而少有对行业趋势洞察与具体问题解决的思考。相对地，《报告》同时涵盖了上述内容，以大历史观与建设性视角呈现出了中国市场财经机构新世纪以来的成长发展图景。

章平告诉记者，这个报告涉及的不仅仅是一家媒体，而是七家媒体，所以是一个群像化的报告。市场化财经媒体是一个群体，不是一个个单一的个体，单一的个体形成不了这样的角色和功能，这些财经媒体其实是互相倚仗，共同发力的。

《报告》认为，尽管经历了种种挑战，但近年来七家媒体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有些媒体出现逆势上扬的态势。尽管置身于后真相时代叠加“杂合体新闻业”的中国当下，七家媒体仍将“专业性”作为其职业操守的首位精神要义。七家媒体既是中国新闻传播行业的重要一员，更以其理性、建设性姿态成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全球化的不可或缺的构成。

财经媒体在中国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

《报告》将七家研究对象置于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维度下再行观察，认为市场化财经媒体在中国经济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体现在以市场逻辑成为中国社会进程的重要参与者，作为中国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具有全民性的启蒙和教育功能，以及与世界通融、帮助中国更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它们不仅折射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与趋势，也推动经济与商业的进步和发展，以专业性姿态介入社会重大事件报道 。财经媒体作为独立、客观的第三方信息源，通过大量、及时、全面、深入的报道和互联网时代下广泛的传播，在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维护市场效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财经媒体更重要的是能够把经济日常的资讯变得更加便捷畅通，消除信息不对称，这也是市场所强调的。”章平解释，因此依循市场经济的报道要求，以准确、客观、专业为天性，深入探究经济领域现象的背后逻辑，就成为七家媒体的必然选择。

新世纪以来，七家媒体深入报道宏观经济、微观经济、产业经济以及资本市场等各领域，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变迁的见证者、记录者与参与者。财经媒体见证了中国加入WTO、股权分置改革、全球金融危机、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宏观事件；也伴随着上市公司的兴盛与衰落，感受经济社会的呼吸与脉搏。

特别是新冠疫情期间，七家媒体的表现尤为活跃，以其高度专业、理性客观、忠于现场、多维视角等特色鲜明的报道受到了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包括近年来财经媒体以专业性姿态参与到社会公共事件，这都是以这种市场逻辑参与中国社会进程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她告诉记者。

不明原因肺炎于2019 年年末出现后，第一财经12月 31日先后刊发《独 家: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已做好隔离，检测结果将第一时间对外公布》《一财现场直击武汉肺炎事发海鲜批发市场，商户仍在正常营业》两篇报道，在中国媒体中率先公开武汉疫情情况。后续，包括《专家称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即将到来的春节长假，武汉人原本都要飞去哪儿》《科学溯源：到底是谁把新冠病毒带到了武汉》等报道不断追踪呈现了疫情第一线。财新、《财经》亦在最早进入武汉现场的媒体之列，《每日经济新闻》和《经济观察报》亦有突出表现。2019年底，新冠病毒爆发之初，上述媒体派出多名记者到武汉一线进行报道，立足财经媒体优势，全方位报道疫情动态。除了疫情动态发展，财经媒体更多将报道视角聚焦疫情中的人与事，展现出对社会民生的关切和对生命价值的尊重。

除了市场逻辑，《报告》指出财经媒体也是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伴随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媒体的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越来越被视为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

《报告》称，财经媒体因其媒体类型的不同：财经 市场化，而具有两个独特性：一是作为舆论监督者，不仅成为政府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同时也是市场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二是作为建设性行动者，连接中国乃至全球各方力量与智慧，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对策建议和营造向善的市场环境。

《报告》也强调，市场化财经媒体在坚持真实报道、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也必须谨慎处理与商业利益、政治权力的关系，保持自律性和专业性。这需要媒体机构和从业人员具备良好的伦理意识和道德准则，确保报道的客观公正性，并在压力与挑战之下仍然坚守职业伦理和公共利益。

后真相时代如何提升影响力？

在当下“众声喧哗”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市场化机构财经媒体何以提升其影响力和竞争力？

虽然数字技术的快速普及和广泛应用促使中国整个社会形态正在发生嬗变，但章平认为，关键词仍然是“专业”。

章平告诉记者，专业性仍是市场化财经媒体最为核心的价值观和得以发展的根本所在，它既是需要坚持和传承的价值理念，同时也是财经媒体保持竞争力之关键。专业性是七家媒体自成立以来就秉承、倡导并极为彰显的行业精神要义，当前不仅没有被消解，反而更被七家媒体所强调与坚持。

《报告》也指出，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与逐渐完善之中，在众声喧哗、信息茧房、二元对立日益突出的当下社会，中国要建设“负责任的现代化”，尤其需要负责任的媒体，作为经济领域的专业媒体，市场化机构财经媒体理应不遑多让。

这里的专业性，包括“专业至上”的编辑理念 、新闻报道上的创新实践 、增强专业化厚度等。

以七家媒体在新冠疫苗议题中的新闻实践研究为例，章平在慧科搜索新闻研究数据库，选取了不包括视频新闻和评论新冠疫苗的文字类报道进行观察。

从七家媒体和其他机构媒体的对比情况看，七家媒体的报道主题更为多元化，与其他三类媒体机构形成较大差异。相较于其他三类主体报道主题突出集中于资讯类信息,七家媒体的报道主题则更聚焦于中外企业主体， 这也从一个层面揭示了七家媒体所坚持的“泛财经”视野，即以经济视野介入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以及中国社会形态的急剧变化，深刻影响着中国新闻业的内容生产和运作模式，对市场化机构财经媒体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创造了发展机遇。传承与变革便成为七家媒体的战略选择，在实践行动中则集中体现在数字化转型、商业模式创新以及对专业性的重新理解等领域的革新，并因此重新定义财经媒体行业竞争力。

除了坚持专业性，《报告》还强调了要进一步加强数智化转型探索以及复合型商业模式新探索。《报告》指出，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七家媒体全力投入移动端数字媒体建设，重构其连接用户的触达力。通过数字技术赋能、网络化视频探索、迈向智能思维，财经媒体完成了自身的数字化布局，并建立了自身传播力与影响力的基础。不过尽管七家媒体已经全部拥抱移动互联网，搭建起较为丰富的传播阵地，但与部分富有影响力的综合性媒体央媒，以及部分以独特人格化 IP 见长的原创性自媒体相比，市场化财经媒体在新媒体平台的融合转型开拓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未来，市场化财经媒体应该持续追求创新与变革，以适应日新月异的平台发展状况。

《报告》将财经媒体正在探索的多业务形态的商业模式提炼为一个理论模型，即 “复合型商业模式”，其核心在于媒体精品内容，并在其基础上演化生成多样性业务生态。《报告》指出，财经媒体通过内容售卖、活动经济与智库业务、数据业务与产品化思维为底层逻辑重构价值链，并进一步反哺内容生产，助力内容质量的不断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