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还需要伟大的演说

当初中国衰弱贫困，教育极为落后，“演说”显得很重要；但今天中国，基础教育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过半，为何还需要“演说”？在豪情写就《少年中国说》的前一年，饮冰室主人梁任公曾为报纸专栏撰写过一篇短文，日后收入专书时加了个题目，名为《传播文明三利器》。那一年是1899年。传播文明三利器，即学校（学堂）、报纸（报章）、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