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提振经济仍需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

总需求不足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最突出问题，由于第一季度经济增长表现差强人意，特别是CPI增速过低、PPI持续负增长，中国有必要采取更为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财政当局有必要提高赤字率、增发国债；货币当局应该进一步降低基准利息率。

刺激消费固然有助于增加有效需求，但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在目前情况下，消费需求难以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第一动力，启动经济主要还是要以政府主导或支持的基础设施（包括“新、旧”和“软、硬”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突破口。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可以直接创造有效需求，还可以通过“挤入效应”推动私人投资。GDP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可以带动消费增长，从而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至于债务和高杠杆率问题，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中国企业部门更加依赖债务融资特别是银行贷款。企业杠杆率过高，容易由于外部冲击或内部经营问题而出现债务违约，但中国企业杠杆率过高有其特殊性。

例如，中国和美国企业对外部资金的依赖程度相差不多，中国企业的杠杆率大大高于美国企业的重要原因，是美国企业主要依赖股市融资而中国企业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融资。但当前中国银行体系较为健全，不良率基本不超过2%，从拨备等各项指标来看都较为健康。此外，中国政府部门债务所占GDP比重也不高，即便考虑到地方债务，中国的政府财政状况仍远好于大多数发达国家。

因而，中国无需过于担心企业杠杆率过高而不敢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

政府财政可持续的关键取决于GDP增速和利息率水平，政府部门当期债务所占GDP比重究竟多高并非最为重要的问题。如果能够保证较高的GDP增速和较低的利息率水平，就不会因债务问题而出现财政危机。

在此基础上，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一是一定要明确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总需求不足。中央所说的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的观点是非常正确、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应该建立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之上。

二是基础设施、技术改造创新和产业链重塑投资，应该成为启动2023年中国GDP增长的一个重要方式。要启动经济，我们希望增加消费支出。通过使收入分配均等化、采取一系列消费便利化措施，调整税制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有助于增加消费。但是就像中央所讲的，“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如果收入不增长，消费是很难增长的。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大规模的投资启动经济，那么消费增长速度就会提高，中国经济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三是未来实现上述目标，我认为应该进一步增加财政支出，增发国债。中国不要害怕增发国债，中国国债占GDP的比还是比较低的，中国的国债市场规模并不够大，不够深，扩大国债市场非常有利于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所以要增加财政支出，增发国债。

央行应该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中央银行比较重视降低准备金率，准备金率下降是必要的。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降低基准利率。至于贷款的发放和存款、贷款利息率应该让商业银行根据商业原则自行决定。

增加财政支出、增发国债、降低利息率，应该是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特点。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提振市场信心和执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我相信，中国经济一定能在2023年向世界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作者系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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