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教授：持续困扰银行业的谬论与恶规

去年12月，美国八家最大型银行的CEO们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面前进行了一场长达三小时的虚伪表演。这令人沮丧的一幕展现了政治和愚蠢言论的联合毒害作用——也往往是众多银行业议题的标志性特点。

听证会的大部分时间都倾注在被称为“巴塞尔Ⅲ终局”的银行业监管提案上。声称要“用浅显的语言解读”这一复杂议题“对普通美国人”潜在影响的共和党参议员蒂姆·斯科特表示，拟议的规则将导致“能借给美国人的美元更少了”。银行家和包括斯科特在内的几位参议员都认为，这些规定会让银行的一部分资金“闲置在一边”，从而阻碍穷人实现“美国梦”。

但这些威胁往往源于谬论，比如斯科特认为资本是某种银行无法使用的东西。实际上正如民主党参议员谢罗德·布朗所指出的那样，“这些规定中根本没有任何内容会阻止银行发放贷款”。相反这些规定只是要求银行更多地依靠股权并减少通过借贷来为贷款和投资融资。正如已故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所观察到的那样，在关于资本要求的辩论中存在着大量“屁话”。

那些行事审慎的银行都会在放款时要求借款人在贷款标的中拥有“切身利益”，但却极力反对旨在减少它们对借贷的危险依赖的法规。银行对使用自身股权融资的厌恶和对借贷的沉迷使它们能够将成本和风险转嫁给他人，最终通过牺牲公共利益来为自己牟利，而且往往会通过迷惑政治家和公众来逃脱惩罚。

在2007~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我就意识到好多关键政策决策都被荒谬的分析、晦涩的术语、谬误和误导性的论点以及对数学模型的不当使用所左右了。改善银行体系的机会也因此不断遭到忽视。银行家通过混淆视听以及对政治家、监管者、律师和经济学家施加的影响力，破坏了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机制。

长达13.3万字的“巴塞尔Ⅲ终局”方案试图通过校准相关规则，来对一个复杂的“风险权重”体系进行调整。银行将拟议规则的复杂性作为武器，威胁要拒绝发放某些贷款。事实上它们反而会借我们所有人提供的债务补贴去铤而走险，追逐超额回报，同时危及我们。

在过去14年中我一直在质疑众多银行家、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散布的谬论、生拉硬扯的事实和荒诞说法。2010年11月我协助组织了20位银行和金融学者联名发表一封公开信，警告巴塞尔Ⅲ的改革提案力度严重不足。我还在一封致摩根大通董事会的公开信中揭穿了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对巴塞尔协议Ⅲ规则的误导性言论，并抨击了他所谓“大型银行受益就会使美国受益”的暗示性说法。

德国经济学家马丁·赫尔维格和我认识到驳斥银行家这种混淆视听言论的重要性，因此于2013年出版了《银行家的新衣：银行业的问题及其对策》一书。我们的目标是揭露银行是如何以及为何会如此铤而走险，并提出了一些只需要具备政治意愿就能改变这一体系的方法。但银行、政府、部分媒体和学术界之间的共生关系最终占了上风。正如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德宾在2009年所说，国会山“属于”银行。

十多年后的今天，摩根大通的规模变得更大，其存款总额从2011年12月的1.1万亿美元增加到了2023年12月的近2.5万亿美元，增长了一倍有多，也远远超出了其报告的贷款额——该数字从2011年的7000亿美元增加到2023年的1.3万亿美元。该银行报告的资产额约为3.4万亿美元，如果换成美元钞票叠在一起，足以延伸至23万英里外的太空，几乎能到达月球。

2023年春季硅谷银行和第一共和银行的挤兑状况反映了人们对其资产价值和偿付能力的合理担忧，但有缺陷的会计规则和美联储的支持继续掩盖了其他银行的脆弱性。持续不断的救助让社会背负了高昂代价，并助长了那种——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国外——鲁莽行事的文化。

2023年3月瑞士信贷的崩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现了那些跨司法管辖区经营的金融机构破产所造成的混乱。而这些机构给我们社会带来的成本和风险也让人质疑维持这类大型机构的意义。此外对银行的优待助长了对规则的普遍漠视，鼓励了那些经常不受惩罚的犯罪行为。

而政治力量和错误信息仍在扭曲政策决策。在《银行家的新衣》的新增订本中，赫尔维格和我探讨了困扰银行业和破坏民主的严重治理问题。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2013年末摩根大通同意以130亿美元达成和解，以避免审判揭露戴蒙领导下的银行员工实施欺诈的惊人细节。

虽然戴蒙关于银行业规则过于复杂的说法是正确的，同时也强烈反对更简化的监管。但是通过有效设计和实施这些规则，政策制定者可以减少对成本更高的监管的需求，并在几乎没有成本的情况下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

如果银行对股权投资者缺乏吸引力，那可能是因为人们觉得其缺乏透明度，又或者是由于银行业过于依赖债务补贴——倘若金融机构使用股权融资就会失去这类补贴。然而向致力于实现利润最大化的银行提供一揽子补贴是没有意义的，相反公共资金应该流向那些值得支持的事业和最需要支持的人。

我们的民主制度在面对强大企业及其领导人影响时的无力性令人震惊，因为这种持续的失灵助长了人们对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合理不满。欺诈（也可能是自欺欺人）不仅在银行业盛行，在许多其他行业也是如此。

基于一些误导和虚假的威胁，银行发动了猛烈的游说攻势，并动员公民和政治家反对拟议的规则。今年1月16日，也就是咨询公众意见的最后期限，我提交了对“巴塞尔Ⅲ终局”提案以及另一项相关且被误导的提案的回应，并附上了一份驳斥了44项错误主张的文件，我和我的合著者还在继续增补，因为还在不断发现更多此类主张。在围绕银行业的政治中，我担心，对事实真相的故意无视很可能会阻碍更良好规则的出台。

（作者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金融和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