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教授罗格夫：美国股市脱节的背后是什么

在飙升的美国股市和可悲的美国政治状态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怪异的脱节现象。温斯顿·丘吉尔据说曾打趣道：“美国人总是在尝试过其他一切可能性之后才做正确的事。”但鉴于乔·拜登和唐纳德·特朗普在今年美国大选中的再次竞争，丘吉尔的说法需要进行修改，显而易见，美国人只有在两次尝试过其他一切可能性之后才会做正确的事。

怎样才能解释股票市场繁荣和美国民主危机之间的脱节?市场可能仅仅认为美国总统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力有限，至少在短期内如此。抑或投资者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征服一切。

但这样的解释忽略了可能产生的政策后果，如悖离自由贸易（拜登和特朗普似乎决心在该领域相互超越），敦促美联储不再关注通胀问题，同时，继续不可持续的债务轨迹。在选民最关心的移民问题上，特朗普的限制措施将阻碍高技术移民，而拜登的开放边境政策则毫无意义。

或者，也许投资者明白，美国选民分歧已经发展到没有哪位总统能够在超过几年时间内控制国会两院。随着政治僵局在华盛顿变为常态，由于人工智能的繁荣，占股市近期绝大部分涨幅的大型科技企业不太可能面临反垄断监管。

可以肯定，随着英伟达的市值有望与苹果看齐，拜登发布了一项全面行政命令，旨在“管理人工智能崛起所带来的风险”。但鉴于政府在控制科技行业方面乏善可陈，目前尚不清楚其打算如何控制上述风险。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莉娜·汗属于为数不多的试图重振美国反垄断政策者，她受到媒体的严厉审视和批判，其激进做法所产生的效果也喜忧参半。

与此同时，最高法院可能很快就会推翻或限制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等州的法律，而上述法律旨在阻止社交媒体企业对其平台上所分享的内容进行某种程度的编辑判断。尽管多数法官似乎对网络内容监管持谨慎态度，但毫无疑问，不受监管的社交媒体平台和信息回音室却加剧了美国的许多问题，尤其是政治两极分化和心理健康危机。

鉴于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风险远超社交媒体，我们绝不能重犯同样的问题。尽管新兴技术有望改善法律、道德、经济和政治体制，但如果缺乏监管，它们破坏上述体制同样也非常容易。

金融监管的演进，为如何才能在不牺牲创新的前提下监管人工智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监管者往往落后于创新者，因此很难平衡效率和风险。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监管机构却设法实施了严格的措施，虽然影响了市场效率，但也使银行得以承受新冠疫情的冲击和随之而来的通胀压力。

即便面对数千万劳动者可能流离失所、政治不稳定以及公共话语权的扭曲，但人们预期人工智能仍将不受监管，已部分成为当前股市上涨行情背后的催化剂。人工智能行业可能最终积聚起足够的政治权力，从而压制任何监管企图，这像极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银行和今天的社交媒体。从本质上看，无论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如何，人工智能企业均将繁荣是市场运行的前提。

但特朗普获胜却会对所有人不利。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可能引发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或导致美国退出北约并随之爆发军事冲突。从长远看，上述两种情况均对国内经济不利。特朗普对几乎所有进口商品10%的关税征收计划可能引发美国贸易伙伴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这无疑会让本已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下去。

此外，俄罗斯的扩张野心不会止步于乌克兰，即使今年设法将国防开支提升至GDP的2%，欧洲国家也需要数年时间来增强其军事和技术能力。坐视全世界最大经济体为特朗普武断和冲动的政策所统治，必将削弱支撑美国经济实力的体系。

相反，尤其如果民主党能保住参议院并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拜登获胜带来的可预测性将高得多。令人遗憾的是，这可能导致利率大幅飙升，进而限制私人需求，并同时给美联储带来承担更大通胀风险的微妙压力。

但鉴于美国和全球经济所面临的挑战和不确定性，无论谁在今年11月获胜，都很难看到目前的股市繁荣将如何持续。

（作者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现任哈佛大学经济学及公共政策学教授，2011年德意志银行金融经济学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