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社论：以旧换新，关键是激活内生诉求

以旧换新，正成为点燃内需的重要抓手。

13日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下称《行动方案》），明确实施设备更新行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回收循环利用行动、标准提升行动、强化政策保障等五个方面20项重点任务。

《行动方案》开宗明义坚持市场为主、政府引导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政府通过加大财税、金融、投资等政策支持，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同时，《行动方案》还确定了具体的量化目标，如到2027年，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教育、文旅、医疗等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较2023年增长25%以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超过90%、75%等。

伴随《行动方案》的有效推进，将促进需求收缩等在边际上有效改善，进而不仅可扩大内需、加速经济内循环，而且还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新旧产能转换，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推动经济爬坡过坎、提质增效。

为此，如何有效推进以旧换新等专项行动，使其趋利避害，将是关键。

首先，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主要通过财税、金融和投资政策等进行引导，是保障这一专项行动不走偏的基本条件。

唯有坚持市场为主、政府引导原则，以旧换新等专项行动才能不偏离正确做事的轨道。因为专项行动必须要从根本上激发市场经营主体自发调整其心理账户支出结构，使市场经营主体基于市场逻辑做出选择，而非是基于政策扭曲激励做出非独立决策，专项行动才能转化为真正的市场内生需求。

这是因为，任何政策激励都对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具有扭曲效应，如何减轻政策的扭曲激励效应，取决于专项行动本身所内置的框架效应，即一般政策激励框架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非常直接的奖励政策，一种是唤醒被激励者的内生诉求，通过拓宽市场行动自由空间等，改变市场经营主体的预期边际投资收益率曲线等。

这两种类型在政策激励中的排序位置不同，带来的激励约束结构的效果和后果，也将不尽相同。

若将直接的财税、金融和投资政策刺激放在激励框架的首要选择菜单位置，那么容易引导市场经营主体基于确定性收益场景来对待以旧换新等，导致市场经营主体对以旧换新等专项行动过度乐观。

而若将唤醒被激励者内生诉求放在首要选择菜单位置，旨在通过完善营商环境改善市场经营主体的预期边际投资收益率曲线等，那么市场经营主体就会主要基于可能性收益场景来看待以旧换新等专项行动，促使资本或投资支出，都保持决策独立和克制。

当前还需指出的是，市场经营主体之所以基于损失规避效应进行经营决策，主要缘于企业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

前者需通过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不断拓展市场行动自由空间，如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为企业营造更大行动自由空间，为企业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乃至国际市场整合分散知识，以拓宽企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使企业感知到投资边际收益率出现明显边际改善效应。

后者则需让市场经营主体相信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以缓释企业的不安全感。这一方面需通过程序法、实体法等，将权力规制在法律之下；另一方面政府需切实有效地保护个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严厉打击存在公共外部性的不法侵权行为。当前尤需公权力严厉打击的是网络不法侵权行为，如最近一些人对农夫山泉泼粪式不法侵权现象，影响的已不是一家企业。对这种既可自诉又具公诉特征的不法侵害行为，公检法系统应通过法治手段，明晰合法的权益必须是负责任的言行，每个人都要对自身行为负责，以抬高违法成本。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以旧换新等专项行动，是享受，而非负担，不仅需财税等刺激政策，更需通过完善营商环境，拓宽市场的行动自由空间，让换新成为市场经营主体的自觉行为，唯有如此除旧才能真正迎新，新质生产力才能变成经济增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