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ER重启：利好政策频出，买卖双方还有这些难处

1月下旬，一则“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正式启动”的消息引爆了郑江灼的朋友圈。何时能够继续暂缓了六年多的CCER（全国温室气体核证自愿减排量）备案申请工作，再度成为他和碳交易行业同仁探讨的焦点。

我国CCER市场于2012年开启。2017年，国家发改委暂缓受理了CCER的备案申请。2023年10月，生态环境部发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这是保障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有序运行的基础性制度。随后，生态环境部发布第一批CCER方法学，分别为造林碳汇、并网光热发电、并网海上风力发电和红树林营造。

多位行业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当前CCER的备案签发工作仍未正式启动，目前交易对象也仅限于2017年前批准的存量项目。不过，有关部门陆续搭建起的基础性制度和承载新增项目的交易平台体系，让业界普遍认为重启的“钟声”越来越近了。

“最近我们接到了很多客户的咨询，大家都感觉到距离重启备案不远了。很多交易员和业主已经编好了申请材料，准备重启后争取第一时间递出去。”多年从事碳交易咨询工作的郑江灼说。

1月31日，中国银河发布研报称，预计2024/2030年碳交易覆盖额为60亿吨/106亿吨，碳价为74元/139元。按照5%抵消比例测算，2024/2030年对应CCER市场规模为224亿元/735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抵消比例存在上限、核证方法过于复杂等问题曾经长期制约着CCER市场大面积普及。即便重启以后，这些因素是否会让投资者对CCER重新燃起的热情逐渐熄灭，数百亿规模的市场能否兑现，在一些从业者的心中仍然要打问号。

变化中的CCER市场，并非简单重启

从无到有，从过去的供大于求到如今稀缺的“香饽饽”，CCER的定位随之变化。

德国智库机构阿德菲(adelphi)碳市场专家陈志斌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2012年是我国CCER市场起步的关键之年。此前，中国企业主要通过CDM（清洁发展机制）参与国际碳市场。但是，随着欧洲碳市场改革以及京都协议书第一阶段的结束，CER（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量）价格不断下跌，CDM项目发展受阻。于是，我国开始筹建国内自愿减排碳交易市场。2012年CCER进入交易阶段。五年后，CCER项目备案暂停，只有存量CCER在各地方市场中交易。

根据国家发改委2017年发布的公告，“暂缓申请受理”CCER是因为存在“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量小、个别项目不够规范等问题”。

到了2023年下半年，CCER备案重启的准备动作频出。2023年10月，生态环境部先后发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关于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有关工作事项安排的通告》以及首批四个方法学。2024年1月19日，国家认监委发布《关于开展第一批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审定与减排量核查机构资质审批的公告》，将开展第一批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审定与减排量核查机构资质审批工作。2024年1月22日，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这次交易启动不是简单的‘重启’，应该说是启动了新的体系。因为历史背景不同、主管部门不同，核心要素也都不同了。”美国环保协会北京代表处碳市场主任刘洪铭对第一财经记者强调。

刘洪铭分析，旧CCER体系的建立背景是后京都议定书时期，为了继续鼓励曾经在CDM机制下蓬勃发展的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行动而设定。而新CCER体系是巴黎协定时期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和实现气候目标、推动更广范围减排和市场机制建设的新需求，除了主管部门由国家发改委转为生态环境部之外，管理办法、系统、方法学等也都是新的。

在新出台的管理办法中，明确表示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及相关活动将会推动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且新的全国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与全国强制碳交易市场一起形成了完整的全国碳市场体系。“这些职能都是之前旧CCER项目所不具备的。”刘洪铭称。

“谨慎的乐观”，业界盼建好基础设施

频繁的重启准备动作，让各路机构看到“利好”，近期一些金融机构也上调了相关公司的评级。与此同时，许多碳交易行业资深人士对此却抱以“谨慎的乐观”，态度更为保守。

郑江灼告诉记者，从当前全国碳市场和CCER的交易行情来看，往往到了临近履约周期的后半年，市场才会逐渐活跃。大多数时间里，控排企业的“惜售”心理严重。一方面，这是因为有的企业缺乏专业的碳资产管理队伍，对于履约的信心不足。另一方面，目前碳市场尚未放开机构投资者的参与，有的企业寄希望于最后的履约节点出售，以此获得更丰厚的收益。

“虽然全国碳市场启动到现在，已经过去两年多了，但是很多的民营企业乃至央国企，对于自身的碳资产、每年的排放和配额数据极少能掌握得及时且精准。根据现行的政策，次年的年中到年底，才会发布上一年的碳配额分配方案，企业对于当年的排放量是富余了还是有缺口，心里没数，也就不敢提前交易。”郑江灼说。

当前的碳市场缺乏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发现价格的功能。与此同时，“鱼龙混杂”的碳交易行业，有时也会加深外界对于某些项目开发门槛的“误解”，过度放大预期。

“我见到过挺多不专业的市场参与者，主动向林业主管部门以及林权所有者宣传可开发的CCER的价值，动辄就是测算出了上千万元的经济价值，实际上远远没有这么多。”郑江灼表示，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经常把“林业碳汇”和“一片林子能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两个概念划上等号，而现实中，经过核证的林业碳汇要在后者的前提下满足“新造林”等多重要求。

多位行业人士告诉记者，当前，无论是CCER的“买方”还是“卖方”，双方都经常在交易中感到一些为难之处。

以建筑业为例，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终端能源消耗及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产业之一。根据中国建筑节能协会等发布的《2023中国建筑与城市基础设施碳排放研究报告》，当考虑基础设施时，全国建筑业全过程碳排放总量为50.1亿吨二氧化碳，占全国能源相关碳排放的比重为47.1%。

友绿CEO、中国建筑节能协会低碳健康地产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黄俊鹏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从产业链角度而言，目前企业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其中核证成本过高是不可忽视的一大因素。

“三年前，我们曾经给国内某家知名民营房地产商做过碳盘查工作，因为其‘三恒’的科技系统能效优势非常明显，四十多栋建筑每年减排总量达到4.4万吨，但单栋建筑物减排量仅为一千多吨。按照CCER六十元每吨的价格，对应的收益是六万多元。但是，为了得到这笔收益，仅开发和核证就要额外花费数十万元，经济上完全不划算。”黄俊鹏称。

在黄俊鹏看来，成本远高于收益是影响相关企业减碳热情的主要因素。他建议，对于处在特殊时期的地产及产业链企业，一方面，有关项目可采用区块链等新技术，在确保数据可溯源的基础上，降低核证费用和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可将建筑资产的金融属性与低碳属性相结合，通过制度设计，根据“建筑碳信用”实施不同程度的金融优惠政策，激励企业持续减碳。

“在发展CCER的过程中，很关键的一点是，我们需要注重的是项目和减排量的质量，而不是一味追求‘规模’。”刘洪铭对记者表示，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切实需要，未来还会出现一些新的更具有潜力的自愿减排领域，特别是新技术开始运用的初期往往都是高成本的，这也是碳市场能够帮助引导气候投融资推动低碳技术发展的地方，但无论如何都需要保证高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