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主流的“女性经济学”

威廉·莎士比亚1957年的喜剧《爱的劳动损失》讲述了4位法国人在追求学术发展和家庭幸福间发生矛盾冲突的故事。约4个世纪后，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从美国女性平衡事业和家庭关系的视角重新构思了这个故事。现在，戈尔丁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深刻见解为其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荣誉。

戈尔丁的成就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她所从事的学科大多为男性主导——她不仅是历史上第3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也是首位单独获得该奖项的女性——同时还因为其学术研究完全关注性别。戈尔丁所研究的问题涉及女性劳动力参与，尤其是性别薪酬差距，往往被贴上女权经济学的标签，并在经济学领域受到边缘化和孤立。

将自身定位为“侦探经济学家”的戈尔丁已经解密了多起案例，但正如诺贝尔委员会所指出的那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三起。

首先，多数经济发展理论均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女性将自动且毫无阻力地融入劳动力。但戈尔丁的研究表明，女性的长期劳动力参与度呈U形曲线。

戈尔丁仔细梳理了200年的数据，发现女性劳动力参与度下降伴随着经济活动的重心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究其原因主要是平衡育儿和工厂工作的挑战，对于已婚妇女而言更是如此。而一旦服务业占据主流，就会有更高比例的女性进入到劳动力领域。

其次，男性平均每赚得一美元、女性仅赚得77美分的性别薪酬差距，在传统上一直被归因于多种因素，从教育程度到志向差异。有人认为这是天赋问题，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曾在2005年提出，男性在生理方面更适合从事数学和科学。

但通过研究相同职业内部的薪酬差距，戈尔丁给出了简单得多的解释。事实证明，女性薪酬的持续滞后不能归因于教育程度，富裕国家的女性在这方面已经超过了男性。同时，也不能归因于女性大多集中在利润较低的领域，因为职业内部同样存在薪酬差距。鉴于大学毕业时男性和女性的薪酬基本相同，问题恐怕也不出在认知能力。

相反，女性收入低于男性是因为分娩这一残酷的生理现实。第一个孩子出生一两年后，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就开始显现。而到45岁，由于分娩相关因素造成的职业中断和工作时间减少，女性的薪酬仅为男性的55%。

再次，戈尔丁的研究也确立了女性对前途预期的重要性。由于其母亲和祖母辈榜样所造成的“示范效应”，女性长期以来在职业领域要价过低。这种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改变，随之而来的是女性教育投资增加和结婚生育延迟。

在获得诺奖当天上午所发表的一篇工作论文中，戈尔丁凸显了为上述转变奠定基础的1963至1973年间的一系列发展趋势。其中包括通过同工同酬法、罗伊诉韦德案（当时美国最高法院承认宪法赋予女性堕胎权），增加常春藤盟校接收的女性入学人数，特别是获得口服避孕药的机会。

戈尔丁的学术研究总结了经济学领域若干重要的经验教训。它显示了历史在理解当今经济现实领域所发挥的核心作用（这是对戈尔丁的导师及同为诺贝尔奖得主的罗伯特·福格尔的恰当致敬）。即使横跨时间长达若干世纪，市场也未能解决持续存在的效率低下问题。为什么市场依然因为“提供”子女这一卓越的公共产品而如此惩罚妇女?

因为结果往往反映出基于身份、社会结构和主观感知的自我预言实现，戈尔丁的学术研究同样证明了有必要分解经济主体。例如，就像戈尔丁所解释的那样，多数受过相似教育的异性恋夫妇并未平均分担家务，因为男性伴侣往往能拿到更高的薪资，但这种状况又进一步巩固了薪酬差距。

最根本的是，戈尔丁的研究表明，正式制度空间和亲密空间中同样存在经济学。婚姻市场和金融市场均应成为这门学科的研究领域。卧室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会议室。长期以来为女性杂志所发表的观点本应归属于经济杂志。

戈尔丁的研究成果凸显了长期以来女权主义者所强调的观点，即女性并不具备将个人生活与职业生涯相互隔离的奢侈。经济学不能忽视女性要以收入和独立性为代价来获得家庭幸福的事实。

从政策角度看，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我们可以为确保女性能在为男性所设计的经济体系中公平竞争而重新设计婚姻和育儿方式，比方说，引入工作场合的儿童保育和利用税收优惠。或者，就像戈尔丁所倡导的那样，我们可以重新设计更多灵活、更少贪婪以及注重共情的为女性服务的经济。但如果我们无所作为，爱的劳动将继续成为女性的损失。

（作者系剑桥大学实证法律研究学副教授，哈佛大学客座教员，欧洲研究委员会法律与认知拨款项目的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