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比尼：我们这个遭受巨型威胁的时代

自《巨型威胁》一书于2022年10月推出电子版以来，我在书中重点强调的那些主题都已成为主流。如今每个人都承认各项经济、货币和金融威胁正在上升，而且还在以危险的方式与社会、政治、地缘政治、环境、健康和技术发展相互作用，以至于英国《金融时报》在2022年12月将“多重危机”选为年度热词之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不仅全球经济岌岌可危，就连人类的生存都处于危机之中。

正如我在书中所警告的那样，“大缓和”（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一段长时间的低宏观经济波动时期）已经让位于“大滞胀”。2022年我们目睹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飙升，一直延续到2023年的全球经济增长急剧放缓，以及私人和公共部门债务问题因央行提高政策利率而加重的迹象。

货币政策收紧下，世界各地的通胀率都有所下降，滞胀式短期负面供给冲击的影响也在2023年逐渐消退。但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仍远高于2%的设定目标，而《巨型威胁》中讨论中期负面总供给冲击则变得更加严重。

比如去全球化进程仍在继续，更多国家从自由贸易转向安全贸易，从经济一体化转向脱钩和“去风险”。回流本国、近岸和“友岸”暗含着效率和韧性之间的取舍，即时式全球供应链被各类“以防万一”式的安排所取代。

此外在各类移民限制阻碍劳动力从贫穷国家流向富裕国家之际，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社会老龄化正在减少劳动力供应——所有这些都会增加劳动力成本。气候变化加剧了能源和粮食不安全状况，但世界依然没能为未来的疫情做多少准备。

然后是被人工智能所强化的网络战和虚假信息带来的风险，以及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例如对日益加剧的财富不平等状况的反弹。最后，随着美国越发依赖美元作为外交政策工具，去美元化仍然是个严重风险。

因此，尽管与新冠病毒相关的冲击在短期内有所缓和，但世界仍面临着重大滞胀风险（较低增长和较高通胀），而且其中大多数风险可能在未来十年进一步增大。

宴席已散

全球金融危机后十年，全球经济的特点是缓慢的总需求增长，巨额私人和公共储蓄，以及低投资率。缓慢的增长导致了低利率，而近零甚至负利率，加上量化宽松，致使位于收益率曲线短端和长端的名义和实际利率都保持在极低水平——而且往往是负值。

但这种轻松来钱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新冠疫情的负面供给冲击加上刺激政策导致了2021年开始的通胀飙升。央行通过同时上调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来应对。但在私人和公共债务比率如此之高的情况下，央行发现很难将通胀率降至2%的设定目标。它们陷入了“债务陷阱”，不仅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如何在不导致经济硬着陆的情况下实现2%的通胀），还面临着一个“三难困境”：如何在实现物价稳定的同时避免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

《巨型威胁》出版以来，各项事态发展证实这一“三难困境”非常棘手。如果央行为了将通胀率拉低至2%而继续提高政策利率，那么高杠杆的私人和公共借款人更有可能陷入衰退和债务困境。但如果政策制定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弃稳定物价的目标，通胀和通胀预期可能会脱锚，引发工资-价格螺旋式上升。

到目前为止，各国央行仍未松手。但如果通胀仍高于目标（考虑到高工资增长和仍居高不下的大宗商品价格，这似乎是有可能的），它们可能会最终屈服以避免导致经济下行和金融崩溃。尽管核心通胀率过高，但它们已经暂停了加息，表明或许正准备接受高于目标的通胀。

被迫应战

除了负面的总供给冲击之外，各种总需求趋势还意味着通胀将会更高。随着赤字的增长，央行可能最终会被迫将公共债务货币化。同时赤字也必定会增加，因为许多关键国家都需要更高水平的支出来支撑至少六场“战争”，其中包括一些真正的战争。

首先，我们正处于“地缘政治萧条”的状态。俄乌冲突仍有可能扩大并将北约卷入其中。以色列（可能还有美国）正与伊朗这个踩在核武门槛上的国家发生冲突。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将导致能源价格再次飙升。随着美国、欧洲、北约，以及中东和亚洲几乎所有国家都开始重新武装，常规和非常规武器的支出增加几乎是板上钉钉的。

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也将是代价高昂的。未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预计将达每年数万亿美元，而认为这些投资都将促进增长的想法是天真的。假设有一场真实战争摧毁了一国大部分有形资本，那就算重建投资的激增能带来经济扩张，这个国家仍然会因为丢失了很大一部分财富而变得更加贫穷，气候投资也是如此。

应对未来疫情的斗争也成本极高。无论是投资于预防措施还是健康危机的事后应对，长期性的成本上涨都将加重与老龄化、医疗保健体系和养老金计划相关的负担。据估计，隐性负债已经超过了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显性公共债务水平。

我们还可以预见一场应对“全球机器人”破坏性影响的战争式动员，因为这种全球化和自动化的结合正在威胁着越来越多的岗位，包括很多创造性工作和管理职位。政府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通过基本收入计划、增加财政转移支付或扩大公共服务来帮助那些跟不上潮流的人。即便自动化能大幅提升经济增长，这些成本仍很巨大。比如美国需要花费GDP的20%才能维持每月仅1000美元微薄的全民基本收入。

然后是与日益加剧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相关的斗争。为了防止民粹主义政权上台并推行鲁莽且不可持续的经济政策，自由民主国家将投入巨资强化其社会保障网络。

最后，应对社会老龄化需要巨大的努力。现收现支的医疗保健和养老金制度将增加显性公共债务（发达经济体平均已达GDP的112%），而隐性债务的规模往往更大。

这些斗争是必要的，但也是代价高昂的，各类经济和政治限制将压制政府通过增税为其提供资金的能力。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尤其是欧洲的税收相对GDP比率已经很高，而逃税、避税和套利将使对高收入人群和资本加征税款的努力进一步复杂化。

通胀税和支出

在税收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增加政府支出和转移支付将致使结构性预算赤字进一步扩大，导致债务比率陷入不可持续状态，进而增加借贷成本并催生债务危机。许多背负外币债务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需要进行违约或强制性重组。但对于以本国货币借款的国家来说，权宜之计则是放任通胀，以作为侵蚀长期固定利率名义债务实际价值的一种手段。

这种做法相当于对储户和债权人征税来补贴借款人和债务人，可以随后与金融抑制或资本税等其他严厉措施相结合。由于其中许多措施无需明确的立法或行政批准，令它们在赤字和债务不可持续时成为阻力最小的途径。

债券市场已经对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表达担忧。欧洲和美国长期债券利率的大幅上升表明，随着供应因预算赤字不断扩大而逐步增加，各国央行从量化宽松转向量化紧缩，投资者寻求更高风险溢价，以及美国竞争对手逐渐减少美元储备，对债券的需求正在萎缩。此外当日本开始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并放弃将长期利率保持在近0水平的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时，美国等国长期利率可能会面临更大的上行压力。

不仅名义债券收益率在上升，实际收益率也在上升。在过去长期停滞的十年中，由于储蓄率较高而投资率较低，实际长期利率接近于零或为负。但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公共储蓄为负（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私人储蓄下降（由老龄化和收入增长放缓推动）、投资比率上升（因气候变化缓解和适应措施、基础设施支出和人工智能而产生）的时代。

因此，实际利率为正，而且会在公共债券风险溢价因债务激增而上涨的推动下上升。一些投行估计均衡长期利率接近2.5%，而最近的学术研究认为它更接近2%。无论如何，未来的名义和实际资金成本都会高得多。

鉴于总供需因素推动通胀走高，未来十年新的事实通胀目标可能会更接近4%~5%。但接受更高的通胀率可能会使通胀预期脱锚，给经济增长和金融资产回报带来严重后果。

“全体泡沫”之后

直到2021年，货币、财政和信贷宽松政策夸大了几乎所有——美国和全球股票、房地产、政府和公司债券，科技、增长和风险企业，以及加密货币、迷因股票和特殊目的收购公司等投机性资产的估值。当这场“全体泡沫”于2022年破裂时，投机性资产损失的价值比传统股票要大得多。

政府债券这类安全资产也因较高长期利率导致债券价格下跌而出现亏损。比如2022年美国债券收益率从1%上升到3.5%，这意味着10年期美国国债的价格跌幅超过了标普500指数。今年随着债券收益率进一步飙升至5%，长期债券出现了额外损失。均衡配置股票和债券的传统资产配置模式在两条战线上都失败了。

这场“大屠杀”很可能会继续下去。在平均通胀率为5%的情况下，长期债券收益率需要更接近7.5%。但如果债券收益率从目前的4.5%上升到7.5%，就将导致债券价格和股票双双暴跌。在全球范围内，债券持有人和股票投资者的损失可能会在未来十年扩大到数百万亿美元。

虽说股市确实在2023年年中有所反弹，但这主要是由一小批受益于生成性人工智能的大型科技股推动的。如果将这些企业排除在外，市场几乎毫无起色。

此外，投资者对各国央行宣布加息周期结束抱有一厢情愿的想法，许多人甚至赌不久会降息。但持续的通胀粉碎了这些希望，导致各国央行采取“在更长时间内保持较高利率”的政策，进而可能导致经济收缩和额外金融压力。今年夏秋，伴随着美国和全球股市的又一次大幅回调，美国债券收益率从3.7%飙升到了5%。

就增长而言，欧元区和英国已经处于滞胀近乎衰退状态，中国则陷入结构性放缓。虽然美国成功避免了衰退，但如果美联储“在更长时间内保持较高利率”的政策致使债券收益率居高不下，那么该国最终可能会陷入一场短暂而浅度的衰退。

屋里的另一头大象

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的成本将持续迅速上升。科学家们预计未来五年全球平均气温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也就是《巴黎协定》的目标。要将气温升幅控制在这一水平，必须在203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一半，但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即使格拉斯哥第26届和沙姆沙伊赫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做出的承诺全都实现，到本世纪末气温仍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2.4℃。在缺乏实际行动的情况下，“洗绿”“许绿愿”和“绿色通胀”现象将四处泛滥。

好消息是有许多技术选项——可再生能源、碳捕获与封存、清洁绿色氢能以及核聚变——可以加速去碳化并帮助我们实现净零排放，同时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过度影响。坏消息是核聚变离商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其他许多选项的成本与化石燃料相比仍然偏高。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处理就像一场以慢动作放映却正在加速的火车脱轨。

更糟糕的是较贫穷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前景。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后的乏力复苏之后，它们又首当其冲地承受了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通胀加剧侵蚀了实际收入，这些国家的货币对美元汇率走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估计约有60%的贫穷国家和25%的新兴市场国家无力偿还债务，需要进行债务重组。

在此背景下，贫困加剧、气候变化、不平等和社会冲突很容易导致政局动荡甚至国家崩溃，导致大规模移民并助长经济民粹主义趋势。目前拉美大部分地区由左翼民粹主义者统治，而极右专制民粹主义则在世界其他地区抬头。

最后，由于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的公开发布，人工智能已成为一个更宏大的话题。我曾预测深度学习架构（“Transformer网络模型”）将彻底改变人工智能，现在看来的确如此。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潜在好处和隐患都是深远的，而且正变得日益清晰。从积极的一面来看，生产率的增长可能会大幅提高从而极大扩大经济蛋糕；但正如第一次数字革命和互联网及其应用的诞生一样，这种收益的出现和规模化都需要一定时间。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风险也越来越明显。许多人担心会出现永久性的技术性失业——不仅是低技能蓝领工人，而且包括所有创造性职业。在极端情况下，20年后的经济可能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但失业率却高达80%。与此相关的风险是人工智能将成为另一个赢家通吃的行业，并大大加剧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状况。

人工智能还将对虚假信息产生类似影响，包括通过“换脸”视频和各种形式的网络战——特别是围绕选举的那些。当然还有一个微小但可怕的风险，即人工智能的进步将催生通用人工智能，进而淘汰人类这个物种。关于科技企业是否应受到更严格监管的争论仍在升温。

幸运的是，如果人工智能真的带来了一个年增长率为10%的世界，那么全民收入保障计划或更大幅度的收入再分配就完全有可能实现。此外人工智能还能帮助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和疫情等其他巨型威胁。虽然这些积极的结果都不是必定出现的，但在高增长环境中解决分配问题总比在低增长环境中要容易。

虽然从中期来看那些滞胀性力量会拖累经济增长并加剧各类巨型威胁，但如果我们能避免出现一个巨型威胁，那未来就将是光明的。而我们的首要任务则是在未来几十年的不稳定和混乱中生存下来。

（作者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荣誉教授，Atlas Capital Team投资资金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