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杭州，亚运背后中国的变与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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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杭州亚运会火炬在浙江各地传递。连带着，朋友圈也被各种关于火炬传递及火炬手的报道给刷屏了。中间偶尔还能刷到一两段1990年北京亚运会火炬在浙江传递时的旧闻视频，看了让人不禁感慨：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

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是中国第一次举办综合性国际体育大赛，受重视程度一点不亚于18年后的北京奥运会。在当时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受全国瞩目。

就拿圣火传递来说吧，本次杭州亚运会圣火采集自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大莫角山，在西湖涌金公园广场点燃，随后在湖州、嘉兴、绍兴、宁波、舟山、台州、温州、丽水、金华、衢州等城市依次传递，最终回到杭州。全程都在浙江省内进行。

而当年北京亚运会的圣火火种则是由藏族姑娘达娃央宗在海拔7000多米的念青唐古拉山脚下采集，然后空运至北京，在天安门广场点燃更多的火炬，分东北、西北、中南、西南四路进行“亚运之光”火炬传递，整个传递过程遍及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程18万多公里，参加者达1.7亿之众。

其中，中南线火炬从海南开始传递，经过广东、福建、江西等省后来到浙江。在浙江省内，火炬一共传递了五站，分别是杭州、绍兴、宁波、舟山、嘉兴。从当时的影像资料看，火炬每到一地，都会引发如山如海的人潮。比如在杭州，举行火炬交接仪式的武林广场由于市民争睹亚运圣火，现场被围得水泄不通，致使交接仪式不得不推迟22分钟进行。

与火炬传递一样火的，还有韦唯、刘欢合唱的主题曲《亚洲雄风》：

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我们亚洲，河像热血流……

对于很多像我这样的85后来说，对北京亚运会本身的印象其实并不深刻，但《亚洲雄风》的旋律以及熊猫盼盼的形象，却是贯穿童年的难忘回忆。

在那届亚运会上，中国派出了史上规模最大的代表团，总计838人，其中运动员670人。他们在赛场上30次打破亚运会纪录，为中国夺得了183金、107银和51铜，奖牌数远超其他国家，从此一举奠定了中国在亚洲体坛的霸主地位。

可以说，从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到1992年的南方谈话，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如果我们将南方谈话视作改革开放的第二阶段，那么北京亚运会既是第一阶段的成果展现，也是开启新一阶段的前奏。

它不仅让当时还没有很多国际交往经验的中国人看到了世界的模样，也让世界领略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新面貌、新气象，从而为10年后中国的全面融入世界做了彩排和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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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人过得依然算不上幸福。

虽然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但多数普通职工的月薪也才三五百元。记得那时候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是800元，但我却觉得好高啊，高不可攀难以触及，甚至有些羡慕那些有资格缴纳个税的人，因为他们都是像我这样工厂子弟眼中的“高收入者”。

更重要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国企改革，大量职工下岗，有些家庭的生活质量大幅度后退。

中国人真正开始享受改开红利，是在2001年入世以后。21世纪的头十年，算得上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黄金十年”，不仅经济上保持着每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对外交往方面也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融入到国际社会和世界市场。当时人们最爱说的一个词，就是“地球村”。

作为这种交流的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四大一线城市相继举办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0年广州亚运会、2011年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四场高规格的国际赛会或展会。

这其中，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无疑是两大最为高光的时刻。

确实，在经历了北京奥运会金牌榜第一的竞技成功后，国人对于体育赛事“唯奖牌论”越来越不感冒，体育事业的发展重心也逐渐从竞技比赛转向全民健身。但对于举办地广州来说，2010年的亚运会却是其城运的巅峰时刻。

自从1989年超过天津，GDP总量跃居全国第三以来，广州这个“千年商都”已经在第三城的位置上坐了20多年。站在当时的维度，面对一众省会及津渝两大直辖市，广州依然可以说是傲视群雄、睥睨四方。

但以后视镜的角度审视那时的广州，隐忧其实已经初露端倪。由于未能在第一时间抓住互联网特别是数字产业的风口，广州此后的经济增速便开始逐步回落。2016年，广州GDP被深圳赶超，让出了第三城的宝座。之后的2017、2018、2021年，又数度被重庆超过，未来能否保住第四城位置，依然存有悬念。

至于本届亚运会的举办地杭州，那年初刚送走了中国台湾媒体人陈文茜口中“杭州继千年苏东坡后的又一个好官”。此前十年，在其治下杭州“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市容面貌焕然一新，城市格局逐步打开，开始从“西湖时代”迈入“钱塘江时代”。但交通短板依旧明显、产业结构仍偏传统，诸如阿里等新兴企业虽已创立，但还处于发展初期，尚不具备赋能城市的实力。

总体来说，2010年时的杭州，还是一座较为普通的二线省会城市，综合实力跟广州还相距甚远，“北上深杭”的口号也还要再等很多年才出现。所以哪怕是最大胆、最自负的杭州人也很难想到，仅仅13年后，杭州会接过广州的接力棒，成为第三座举办亚运会的中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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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北京亚运会召开时，父亲36岁，正好是我如今的年纪。从北京到杭州，两届亚运会，33年光阴，两代人已完成了更替。

在此期间，中华大地因为改革，因为开放，同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90年时，中国全年GDP才1.89万亿人民币，折合3608.58亿美元，世界排名第十，还不及人口4700万的西班牙，仅为同期美国GDP（59631.4亿美元）的6.05%。即使在亚洲，中国经济总量也只占6.8%，而日本占比为58.8%。

33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去年GDP超过121万亿人民币（约合18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70.7%，分别较北京亚运会召开当年增长了64倍和11.9倍。

而作为本届亚运会举办地的杭州，1990年时城区人口才刚刚破百万，430平方公里的市区面积更是在副省级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一。现如今，杭州市区面积已扩大至8002.8平方公里，超过上海、南京，成为长三角面积最大的城市。城区人口逼近千万，即将迈入超大城市行列。

可以说，正是国力的急剧壮大，城市化的狂飙突进，使得33年前需要举全国之力承办的亚运会，如今仅依靠一省甚至一市之力，就能办得令世界啧舌称赞。

毫无疑问，亚运会的举办令杭州城市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的蜕变。用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杭州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吴伟强的话来说，G20峰会之后，杭州开启了“城市国际化”的新征程。

对于主城区偏小、轨道交通不便、全国堵车排名高居第二的杭州来说，举办亚运会是扩展城区规模、改善交通拥堵、提高宜居指数的难得历史机遇。

但如果亚运会的价值仅限于一城一地的改变，那么显然有些辜负申办的初衷。事实上，这届经历了疫情考验，虽有延期却最终成行的特殊亚运会，本身就像是一个隐喻：当今世界灰犀牛、黑天鹅层出不穷，但中国对于全球化方向的坚守初心不变。而“心心相融，@未来”的亚运口号，更是中国对于世界的一次温情喊话，寄托着中国人与地球村里的其他“村民”心心相融、和合相亲，携手努力共同创造未来的美好愿望。

这个愿望能否实现，几天后就将见分晓——当然真正的影响可能要等到多年以后回望才能看清。

作为一个经历了改革开放黄金时代的新杭州人，我衷心期待，杭州亚运会能发挥当年北京亚运会的作用，助力中国这艘大船，继续勇往直前，最终成功穿过“历史的三峡”。当然前提是，今天的中国仍能保持改开初期的朝气、锐气、开放包容的心态，平和而不偏狭、友善而无恶意地对待这个充满变数却依旧生机勃勃的世界。

（作者系长三角区域城市观察家、“为父亲写史”计划发起人、公众号“三土城市笔记”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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