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政策可预期但不能依赖

每当市场信心受阻，市场寻求政策托底就变得迫切。

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研究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一批政策措施。这让部分投资者如获珍宝，政策底的说法在市场中不胫而走。但其实指望政策能药到病除，是一种缺乏独立商业人格的等靠要的计划经济思维。

当前不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资本市场，缺的是“三信”，即信用、信任和信心。

政策一般都具有脉冲式刺激效用，但要指望政策将缺失的“三信”给找回来，是对政策的一种误解误读误判。政策在发生机理上从来就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这是因为一则政策本身易变、具有时效性，这难以为市场经营主体提供稳定预期；一则市场经营主体要修复“三信”，需有充足的安全感和经营活动空间获得感，前者让其敢于投资，后者让其愿意投资。

尤其是对资本市场，寻找政策底是投资者缺乏信仰的一种精神安慰诉求，市场走出低谷从来都是依靠投资者的预期和信仰的。人们耳熟能详的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说的是搭桥需合力和共识，拆桥只需一时冲动，即市场经济建立信任和信用关系，需政府、市场、社会等各利益相关方久久为功，而打破这种良性循环可能只需一个多事之秋。

为此，投资者要明晰，不能依赖政策解决微观的责权利关系。因为任何政策都是一种外生性的集中约束集，政策内涵的刺激激素都是带有扭曲激励特征的，评价政策有效性不能仅考虑刺激的边际成效，还要考虑扭曲的边际代价，后者往往容易被忽视。

这不难理解，政策运行逻辑与市场运行逻辑并不总是同向，且政策调动和影响的资源并非新增的。政策在使用中需要正视以下几方面：

从政策对资源的调动看，要么是空间上跨界资源调动，如将这部门的调度到那部门，要么是时间上的短期跨代，就是今天花明天的钱。这背后不仅是比较清晰的边际机会成本、转化成本；而且正如行为经济学所言，人们对现在都不可能理性，跨界和跨代决策更是选择盲区。

从政策运作机理上，政策运行逻辑带有许多非市场决策函数，这使得激励本身就是一系列约束集。对相对受益人而言，本身就需要放弃一部分选择菜单的自由，或者压缩其选择空间的自由，如企业拿到融资，可能更愿意的是修复资产负债表，但刺激政策希望的是做大资产负债表，对一些企业而言，如果选择后者可能面临着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和衰退。

这方面国内外都有深刻历史教训。如上世纪50到90年代，苏联在芯片行业采取刺激政策，最终其在芯片领域出现行业溃败；日本的政策尽管带来了在芯片行业的伴随/追随性创新，但政策刺激导致日本企业缺乏成本意识和冒险精神，使得日本企业缺乏从0到1的突破能力。

可见，对于当前市场经营主体来说，预期政策利好的同时，一定要基于市场和商业的运行逻辑来正视之，尤其是要基于市场和商业的逻辑来审视和辨识其在制度和行政行为等方面面临的约束，尽可能地在政策讨论阶段，就通过正常渠道反映其诉求，及提出应该改变哪些方面的约束条件，才能尽力降低政策的机会成本，使政策尽可能地与商业和市场逻辑合拍。

为此，评价政策的综合效用，不是静悄悄地等政策来，而应评估政策生态机制，即政策制定是否门庭开放，市场经营主体能否在政策出台前有充分渠道将诉求反映上去，并能否得到趋势互动的反馈等。唯有通过开门立法出来的政策，其机会成本才能做到极小，扭曲代价才能在可控范围之内。

一系列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政策，体现的是政府在宏观行为上的担当，对微观主体来说，政策可预期但不能依赖，越是现在越需要呼唤微观主体在市场的独立人格，每一个微观主体只有在市场表达出其独立的商业人格，信用信任和信心才能风起于青萍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