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道德经》第三章

第三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老子是伟大的，他的思想无疑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进步。但是不能一把刀用一万年，如果我们有更好的工具，那么我们把曾经用过的刀存到博物馆，供后人瞻仰，应该是最好的方式。《道德经》的初衷是为了国家治理，曾经确实给社会实践带来过辉煌，纵观我国历史，那些推行“无为而治”的时代都是国富民强、国泰民安的。

然而，如果我们现在仍然想从《道德经》中寻求管理之道，这定会成为它的不可承受之重。如今道家思想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这或许是它最好的“归属”，我们不应该过分抬高它，对于《道德经》中与我们现在已知的知识不一致的东西要正确理解，不要为之辩解，但也要知道那是两千多年前的文明水平。

这一章，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今天被广为批评的态度：假装没有看见，它就没有发生。如果社会没有贵贱之差、高低之分，那么人们就没有羡慕的对象，就不会为了成为高贵之人而争执不断；人们没见过奢侈物品，便不会想去偷；如果个人从没有见过想要的东西，他就不会利令智昏。社会群体中没有人被欲望驱使，那么就不会有“混乱”。

我相信老子一定在民风淳朴的地方发现这样的社会例子，所以总结出这样的经验之谈。无欲无争的社会或许也只能在那种淳朴的小群体中才会存在，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不能说不好，确实也很令人向往。

然而，在人类历史中，这样的社会状态非常得少。绝大多数情况下，抢夺和偷盗都会发生，即使不是发生在群体内，也会来自群体外。抢夺和偷盗是人的天性，只需到动物世界里，就会知道那是基本的生存技能。当然，有人或许会说，我们是人类而不是动物，但其实我们首先是动物，只不过是有文明的动物。我们抑制了抢夺和偷盗，只是因为我们发现协作能够带来更多好处，我们的社会机制正是为了促进协作而减少破坏而产生的。每个社会都奉行“扬善抑恶”的文明准则，这其实也说明“恶”在人的天性中总是存在的，否则，社会强制机制根本就不必存在。

老子一方面要求国家管理者“无为”，一方面又要他们让百姓虚心、实腹、弱志、强健，使老百姓无知无欲，“使”字显然是有为的表现。老子说要通过无为来实现有为，实际上要求通过有为来实现无为。

有为和无为就像一个圈，在老子的眼里本质上“有为”才是目标，“无为”是手段。原本思想、方法、技术、自然和人类社会等等许多环节形成一个环，看你从哪里切开并切入以便认识。老子将这个有众多节点的环分为两个部分，切开后，将无为放在前面成为因。也许后来的道学家发现这个环是不能分开的，于是发明了“太极图”。

把欲望当作恶的原因，消灭欲望或者消灭欲望兴起的诱因方能至善，这是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先哲建议的群体治理方法。

恶行因欲望而生，但是善行也是因欲望而生的。试图抑制欲望以求社会中无恶行，善也不可能平白无故出现。要实现扬善止恶，需让善行总得到好的回报，而让恶行总受到惩罚，这是文明社会的激励机制的目标。

文明机制是由个体自发选择行为的综合结果，老子的“无为”实际上是与这个机制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可惜他或许并不知道背后的生物进化原理。当他想构造一个“治”的世界之时，又陷入到了“有为”的陷阱中。

老子的说话对象是统治阶层，统治阶层是所有这些句子的主语。人类社会的阶层直接衔接人还未是人之前的群体组织结构，但是文明对国家的职能有新需求，那便是保护个人自由。显然，老子并不了解国家结构的这一需求。

今天的文明意识中，维护统治阶层占有一个国家，或者把国家当作统治阶层私有物的国家职能越来越不被认可，而维护个人自由的职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当然对于如何实现自由保护和文明进步仍然是不断探索的过程。

老子对统治阶层所说的话，与其说在给统治阶层讲哲理，不如说在规劝和恳请。作为从动物时继承过来的社会组织结构，统治阶层的目的是占有，而不是大家的安居乐业。所以老子的规劝是没有太多效力的，这也是当一个朝代实行无为而治强盛之后，就会放弃无为而治的原因。

对于如何获得“治”，老子所提供的方法也总是会被抛弃。他要统治阶层不要勾起民众的欲望，不要让民众知道世俗的功名利禄，民众吃饱喝足、身强力壮就好了。感觉老子要统治阶层把民众当猪一样地养，这就达到了“治”的状态。然而，人类是有主观能动性的，追求效率，解决问题，这些是人类进步前行的利器，没有“欲”，人类生的动力连动物都不如了。

使“知者”不敢为是对的，但不能使民无知无欲，这不可能也不可取。求知是人类的本能，动物也有，只是人类有条件更快地求知。没有人可以一直阻止人求知的天性，除非已经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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