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奋的上海城市摄影手记，留下被深埋和忽略的历史记忆

“所有人都是艺术家”，这句口号早已不只是电子产品的广告词，在图像处理技术的支持下，原先属于“艺术创作”范畴的种种，每个“一机在手”的普通人都可以去做了。但是张力奋教授有点不同。他是正经学过摄影的，扛着大镜头，在暗房里捻新拍完的胶卷，为一张拍得不成功的照片心疼，他都体验过。可是，当他发现手机的拍摄成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他立刻成了一个疯狂的手机摄影迷。

在思南书局办的这个手机摄影展，是他办过的第三次同类摄影展。小小的展厅里，展出四十多张黑白照片。房顶的瓦片，拆净了的旧屋，平凉路一户拆迁居民在搬家中的一幅画，龙华殡仪馆走廊里的人群，幼儿园门口的接孩子大队，成都北路的“龙柱”，黄浦江上的运砂船……都是的的确确的“寻常”景观，但放大上墙以后，陌生化效应为它们引来了注视、思考和解读。

张力奋上一次的这类展览，主题是“2016年上海的最后一天”，他在那天拍了五百多张照片，展出了五十多张。他说：“我在回上海之后，用手机拍照一下子多了起来，因为我觉得，我对故土上海的记忆在迅速退化。” 一般人只是感叹两句上海“变化快”而已，而他一直在自觉地做着保存记忆的事情：一是拍手机照，二是收集有重大的见证意义的旧报纸。

他旅居、工作二十多年的英国，有着注重保存记忆的悠久传统，无论是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各种高等学府、收藏机构，还是民间、社区和家庭。在张力奋看来，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意识是比较弱的，“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以及维护这种集体记忆的基础，都非常薄弱。”展厅中间的展柜里就摆放着几份张力奋收藏的上海旧报纸，每天更换。他积累的中外珍报与印刷藏品总共有近千件，它们都是十六世纪后印刷为王的年代的产物。印刷品和瞬间成像的数码图像截然不同，却成为张力奋的两种“方法”。“我只关注和收藏中外新闻史上最重要的报刊，以及它所记载的重大历史事件。”展柜中的三份报纸是《新民报》北平版，均为原件，记录了1949年5月“上海解放”。

第一财经：张教授是2016年从英国回到上海后的六年里就一直在复旦大学担任教授吧？老报纸是您从专业延伸出的爱好？

张力奋：我是复旦新闻学院的全职教授，我喜欢摄影，收集旧报纸，都跟我的记者职业、做新闻史研究有关，也是我关注所在：我们的记忆显然有太多的残缺。我26岁去英国，受过那里的教育后，才明白他们对自己历史的记录是多么详尽。我们往往觉得英国历史很长，实际上它的历史比中华文明短得多了，但为什么感觉长呢？就是因为他们收集的东西多，几乎什么东西都留存收藏。他们不但收集自己的东西，还收集全世界的东西。这些都成为记忆。

第一财经：确实，我们一说“大英什么什么”就感觉它囊括了一切似的那么的丰富，那么的无所不包。

张力奋：别人说我是“XX收藏家”，我对这个称谓比较谨慎，我不是什么收藏家。我只是用报纸纸本保存一些历史记忆。我的选择性很强，我只收集五百年来有重大影响力的老报纸，并且只选择它们记录的某个重大历史瞬间或事件。我希望我收集的东西能够凝聚历史。

第一财经：一百多年前，上海这边的纸媒好像特繁荣的样子，当时是不是不少人能靠给报纸写东西来养活自己？

张力奋：当时的望平街（即现在的汉口路）是中国报业的大本营，中国的舰队街。短短一条街，最兴旺时数十家大小报馆，彼此竞争。一百年前，完全靠稿费养家的人应该不多。民国时期，有很多富有文艺复兴时期气质的知识人，精通一门，但又涉猎很多领域，能做学术研究，能画画，能写书法，科学家写科普文章，给报纸写文章是当时知识界的时尚，这样的知识人太多，鲁迅就是一例。他们给《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各式报章投稿，一般都是兼职、业余时间做。《申报》为鼓励他们撰稿，曾每月派人按时送稿酬上门，且不用签收，以示礼遇。当然写连载小说，做兼职就难，必须全职，写着写着，也都发家了。《申报》当时是第一大报，汉口路309号申报馆是中国新闻史第一家专门为报纸兴建的报馆，大多数报社都是租个民居，就在那里办报了。

第一财经：我看到您拍的相片里，有五六张平凉路拆迁社区的照片，您是跟那里的老宅和居民有什么亲属关系吗？

张力奋：不是的。那是2021年我带着14个复旦学生一起做的社会学田野考察，照片只是“副产品”。两年前，了解到平凉路有个百年社区即原十九棉厂宿舍即将拆迁，我把一门“都市、田野调查与记录”的新课放在那里，用了半年时间，带学生记录了拆迁过程，搜集了历史档案，做了老居民口述史，还原了建筑、社区与居住空间的演变，最后形成了一部书，有三十万字，最近即将出版。

第一财经：怎样跟他们熟悉起来，让这些居民开口讲他们的故事呢？

张力奋：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是态度诚恳吧。我把所有的意图和盘脱出，全部告诉居民，一点点打消他们的疑虑。这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面临拆迁，很多居民不理解为什么要关注这个弄堂、采访他们，有的说你一个教授跑过来做这个干什么，纯粹浪费时间，甚至责问这个研究项目的目的或动机。有的说：“这里现在都是破烂，乱七八糟，有什么好采访的？我们就希望早一天搬走。”

还有做口述史，常常会触及他们心中某些伤心或痛苦的记忆。若他们回避这些，无法面对记忆，口述史的记录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我和学生们花了很多精力，在居委会与热心居民的支持下，完成了十五位老居民的口述史，他们在工房区的生命记录。

第一财经：那张家长等候在幼儿园门口接孩子的照片，您是怎么想到要拍的呢？

张力奋：那是我经常路过的一个幼儿园，那条路很宁静，但每天下午，接孩子放学的大人等在校门口，这在中国都市是极为常见的现象，中国现象。几乎每个幼儿园、每所小学甚至中学门口都这样。一方面，上海这样的城市是相当安全的，要比国外很多知名城市好得多。但是每天校门口的家长又让我们内心产生不安全感。

我儿子在英国出生长大。10岁时，小学老师跟他们讲，如果不愿意父母接送，可以跟爸妈提出来。我儿子就跟我提了，我说那我尾随你几天。如果证明你走路安全，就不接送了。结果他第一天第二天都不错，第三天就忘乎所以，跑到马路上踢石子去了。我说你违反了约定，就不能独自走路上学。后来通过“考核”，还是允许他自己去学校了。

第一财经：确实有个对比，东方西方，说不上哪一方做得更对。

张力奋：我觉得中国父母的感受都是真实的：一方面安全感是真实的，另一方面不安全感也是真实的。人们担忧焦虑，难以放心，如果发生意外怎么办。于是校门口接孩子的人群就成了一个景观。一百年后，人们看到这个画面时，需要对他们做一些解释。这是中国人曾经经历过的生活。

第一财经：有一张在龙华殡仪馆拍的照片，还有一张一根电线杆下一个男人抱着头的照片。

张力奋：两张照片都与殡仪馆有关。殡仪馆一般是很少入景的地方，也比较忌讳。悼念厅长廊那张，是2016年跨年那天拍的，在龙华殡仪馆。那个抱着头的男子，也在殡仪馆外边，虽然他的头埋着，见不到他脸上的表情，但他的肢体在告诉我们，他正在深度的痛苦中。很多人说我常看到别人看不到或忽视的东西，我说是的。我的影像常有种淡淡的感伤，我对这样的场景很敏感，会跟着它走。我喜欢自然主义的影像表达，关注社会中的普通人，比较底层的人，或者说一些正在挣扎的人。

第一财经：这些人所处的环境也让我觉得有忧伤感，比如平凉路那些场景。

张力奋：这次做田野考察，我就想做杨浦区。我在杨浦区长大，有记忆的情结。上海是中国工业第一重镇，而杨浦区是上海的首要产业支柱。过去多年，有关上海西区（特别是原法租界）的历史、人文与建筑记忆有很多整理与研究，但对杨浦的历史、社会与人文记忆是缺位的。杨浦不能只有工业记忆。上海从来是个多元城市，中西共存，华洋杂居，有很多面向，我们必须关注那些常被深埋、忽略的历史记忆。

展出的照片里，有一张是我外公的老宅。去年封控解除后，我去街拍，往东边走边看，走着走着突然发现要到公平路了，心里一紧，想起外公以前就住在那里的弄堂里。我想去看看那个街面的老屋还在不在。结果发现还在，弄堂已被拆迁，铁门上了大锁。家境破落后，外公曾在底楼沿街开了一个烟纸店。因为铺面开了店，有了隔断，后门客堂间就几乎没了光线，仅靠天井漏下的暗光。小时候只记得外公家白天都开着灯的。还有通往三层阁楼的木扶梯，陡得不得了，小时候就喜欢爬这个楼梯，有冒险的感觉，很刺激。

第一财经：实际上无数环境，根本谈不上也不需要有什么“景观”，你只要置身其中，什么事都不做，都会有感受，我认为是在“存在”层面上的感受。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电子媒介为王，一切都转化为数据碎片，转化为“信息”，而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忙于接受所有这些东西。

张力奋：如果信息太多，我们忙于接受太多鱼龙混杂的东西，记忆的能力也会折损，使我们陷进“短记忆”的病态，我们可能连上周的事情都记不住了。有时候，我们是主动选择遗忘。有时候明明发生了的事，我们却视若无睹。现在的社交网络时代，大量无用信息，大量假信息，大量真假参半的信息，对我们认知的冲击很大。

第一财经：就是“后真相”。

张力奋：是的。“后真相”时代，一个特征就是“短记忆”。我一直认为记忆应该是长久的，越早的记忆越长久。但现在这种悠长的记忆变得很难了。在伦敦生活时我没有这么强的感觉，那么多博物馆、美术馆、档案馆，那么多图书馆，可以查找资料，让你找到历史的上下文，集体记忆的惯性，因此记忆难以太快消失。

回到上海之后，大概也因为离沪太久导致的饥渴吧，感觉这城市已不再熟悉，感到陌生。我突然发现，手机是我非常好的日记，我用街拍来记日记。当我看到某个东西却没时间细想时，就先把它拍下来。时间长了，手机就成了一个有效的记录工具。

现在“记录”的成本几乎低到零了。想起八十年代在复旦新闻系学摄影时，胶卷多么金贵，我们又如何节约，135胶卷，拍坏一张都很心疼。一卷三十六张，每次都动脑筋，希望能拍出三十七张来。装胶卷时小心一点，多出一张来，就会觉得赚了。到英国读书时，曾借专业暗房冲洗，还是很贵，很麻烦的，一卷三十六张，往往只有一张值得保留的。而到了手机时代，一切都变了。

现在拍摄成本这么低，可拍的东西又那么多，我觉得要对得起这个进步的技术。我现在的抓拍功底，比十年前就进步多了，完全是练出来的，适者生存。

第一财经：拍了这么多上海场景，可以说说这几年对这个城市的体会吗？

张力奋：上海是我的第一故乡。回到沪上七年，我对上海的好感度多半是增加的。它是一个安全的城市，也比较有情趣有温情，日常生活也越来越方便，也比较舒适。唯一有些遗憾的地方，是这个世界级大都市提供的文化享受还落后于其他世界名城伦敦、纽约、巴黎。在伦敦花很少的钱，若开场前排个队，就可能听到柏林爱乐了。假如有一天，世界级的交响乐团组织国际巡演必到上海，上海的文化地位才算是起来了。

第一财经：也许亨利-卡迪埃·布松式的摄影是您想要看齐的？

张力奋：他是纪实摄影大师。我倒没有刻意学他，但是精神上我们是相通的。我会去拍有反差的东西，有张力的东西，人物在放松、自然的状态下，不刻意地去摆布什么。我希望场景中会有一丁点让你意料之外的东西，幽默的、新鲜的东西。有时我又是守株待兔型，为一个好画面、好光线可以等很久。有时就是几秒之差别，光线就不一样了。有时我错过了一个场景，我还会回到原地，去捕捉那个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