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学教授拉古兰·拉詹：迎接一个更为通胀的世界

许多国家的政治格局都在发生巨大变化，而这可能预示着美国和欧洲将出台更为激进的政策。面对社会老龄化、去全球化、气候变化、反移民情绪和科技进步，中央银行将在随后几年遭遇来自许多不同方面的压力。

一个显而易见的担忧是财政政策和债务。那些激进派政客很少会在掌权时考虑紧缩政策，大多数人都带着需要大幅增加支出的大胆计划登台——在这方面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是一个例外，因为他的当选正是为了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之前激进派的政策。

但温和派领导人也将在未来几年感受到更大的支出压力。排除通胀因素后的实际利率可能会回归其长期趋势，这意味着债务偿付成本将消耗更多的政府预算。在当前地缘政治状况下军费开支无疑会增加，而随着政府试图为人工智能时代储备人才，教育支出可能也需要扩大。除此之外气候相关的支出和补贴会变得更加紧迫。而政治上的运转失灵则令征收排放税（这将更符合财政审慎原则）或提高总体税收收入变得困难。

所有这些额外净支出意味着中央银行将不得不借助更为紧缩的政策来抵消政府的扩张冲动。但由于许多国家已经债台高筑，持续较高的实际政策利率将引发对债务可持续性的质疑。中央银行是否会放任物价进一步增长，借此利用通胀来消减一部分债务？或是会站出来对抗各自的政府，升高利率，承受出现一个“利兹·特拉斯时刻”的风险？当财政优先事项和债务水平决定了货币政策的范围时，经济学家会将其称为“财政主导”。而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更多这样的情况。

那人口趋势又将如何呢？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和马诺吉·普拉丹认为，随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以及其他地方人口的老龄化，增长将随劳动力减少而放缓。同时支出会增加（部分是为了满足更多老年护理需求），而工资增长也可能会因工人稀缺而被强化。所有这些都是通胀性的。

当然，也有人认为，储蓄将随着人口老龄化增加，同时进入老龄化国家的移民将有助于避免劳动力短缺。但鉴于许多老龄化国家明确拒绝大量接收移民，这种乐观情境似乎不太可能出现。

自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全面关税以来，我们目睹了保护主义的全面回归，而这首先转化为跨境投资的减少。到目前为止贸易尚能维持，部分原因是中国产零部件被运往其他国家进行最终组装后再运往美国。但如果特朗普明年1月重返白宫，他会试图终结这种转运状况，同时提高关税。

去全球化将继续推高外国商品的价格。但这种过程是否会导致通胀可能取决于整个过程是如何展开的。正如经济学家路多维卡·安布罗西诺、珍妮·陈以及西尔瓦纳·特内罗达在一项正在进行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样，如果关税突然出台，那通胀将显著飙升，中央银行也将难以避免加息。

研究人员认为，在中期内国内进口商将转向替代供应商；由于经济变得更贫困且消费减少（每一美元支出只能购买更少的进口商品），通胀将逐渐下降。有趣的是，如果进口价格能以一种更为渐进的方式上涨，那么因更高进口价格预期引发的需求下降可能会令国产商品的通胀放缓，从而抑制总体通胀。因此，保护主义可能会提高进口价格；但由于它也使我们变得更贫穷并压抑需求，也可能不会大幅推高通胀。

这种相对良性的观点，必须与金融危机前那几十年全球化中全球通胀下降的经历相对照。如果全球化会压低通胀，那去全球化难道不会提升通胀吗？

这正是经济学家哈桑·阿弗鲁齐、玛丽娜·哈拉克、肯尼思·罗格夫和皮埃尔·亚雷德所论述的观点。减少了竞争的去全球化会提升垄断利润，从而增加中央银行允许更高通胀（作为侵蚀垄断利润和维持劳动力相对产出份额的一种手段）的诱因。当然，去全球化也可能使工会势力得以增强，而按照同样的假设这应该可以减轻这种诱因。但鉴于全球化伴随的是较低的通胀，我们至少应该为去全球化可能带来的相反结果做准备。

向低碳经济转型将进一步使形势复杂化。正如经济学家卢卡·福尔纳罗、维罗妮卡·盖里埃里和卢克蕾齐娅·雷奇林正在进行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绿色监管通常会对肮脏能源（dirty energy，即导致地球过热和加剧极端天气事件的能源）资源施加额外成本，有时甚至到银行不愿为此类项目提供融资的地步。但只要肮脏能源是必要的生产投入，依赖它的产出将变得更加昂贵。而当需求上升时企业将需要使用更多的肮脏能源，从而进一步增加成本和产出价格。

为了抑制通胀，中央银行政策将不得不变得更加紧缩，这将意味着增长放缓。它还可能减缓面向绿色能源需求的转型并压抑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从中期来看这些投资将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面对这种前景，那些以绿色为导向的中央银行可能会合理地希望提升对通胀的容忍程度，以推进绿色转型。

此处讨论的大多数力量和动态都指向更高的通胀。如果由于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导致生产力提高，那通胀压力确实可能被更大量也更便宜的供应所缓解。但目前这更多是一种希望，而非现实。

但最大的担忧或许是随着选民要求变革，那些激进派领导人将在削弱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同时，创造出各类催生更高通胀的条件，比如停止移民或不加限制地支出。这种情况在过去经常发生，且后果并不美妙。由此看来，我们可能会不得不以一种痛苦的方式重温那些过去的教训。

（作者曾任印度储备银行行长，现为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