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独立书店 | postpost的图书策展混搭宇宙

【编者按】独立书店并不显眼，却是很多人的精神家园。城市在变，街角的小书店也在变化。有的无奈告别，有的依然坚守，有的新鲜开张。我们想要道一声：嘿，你好吗？我们想弄清楚，这个古老的行业该如何适应、转型？

第一财经推出“探访独立书店”系列，走进不同城市的独立书店，拜访他们的主理人，探索正在发生的故事。探访的脚步已经抵达了上海、成都、厦门、北京、南昌，即将延展到更多地方，欢迎提供线索和建议。

庞杂、迷人、小众而实验性，是postpost书店给人的第一印象。如果一家独立书店承载的是主理人的阅历、审美、价值观乃至灵魂的趣味性，那postpost书店就像其主理人萧勇一样，有着不被定义的混杂感。

2019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萧勇，在西城区羊肉胡同58号开了postpost书店。不太好找的隐蔽位置，并不醒目的书店标志，没能掩盖这家书店的有趣与锋芒。

萧勇选在羊肉胡同开书店，看中的是周边的差异化环境——隔壁是国务院机密邮件收发办，往东是自然资源部，正对面是开心麻花剧场，过个马路是广济寺，东南边是教堂，再往南就是金融街。

postpost书店就像一个连接器，将周边的人群随机连接到一起。萧勇能大概分辨出，一天到晚来到书店的人都是什么身份。清净的上午，偶尔会有广济寺的小和尚光顾，中午时段是政府机关职员，下午则是金融街白领，从傍晚至入夜，则是游客、文艺青年和网红，坐在核桃树下的露台，看夕阳西下。

不同身份和年龄的人，在这里端着咖啡聊天，看一场随机的迷你展览，买一点有趣的独立设计作品，翻阅萧勇从世界各地搜集而来的小众书籍。有人把postpost书店称为“西城之光”，它奇妙地创造出一个富饶而迷你的精神文化场域。

去年6月，萧勇又在三里屯幸福三村五巷开出postpost书店的2.0版本。这个改造自工人旧食堂的空间，比胡同书店玩得更加出挑，更超出常规。挑高7米的空间被隔为两层，一层的黑胶唱片、世界各地的杂志和艺术品，二层的服饰与独立设计，混搭着老上海的吊灯、废弃的教堂椅、被淘汰的法官椅，以及夜光棋盘的桌子，形成一个混乱但和谐的文艺场域。

如果说羊肉胡同店带有一些公共的、严肃的书店气质，三里屯店则建立起postpost的另一重宇宙。你在这里可以翻阅到来自罗马尼亚、乌克兰、伊朗、以色列的杂志，听到各种小众另类的黑胶唱片，或是在夜里参加各种音乐派对，从电子乐、噪音到中世纪羽管键琴演奏会，无所不包。

萧勇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策划书店的人”，“我跟读者处于非常平等的视角，让大家投入、参与、观看并讨论。我们不太想把书店做得太传统，这里不是常规意义上安安静静读书的地方。你可以不用正襟危坐，随便翻翻书，发表一些搞笑或是离谱的评论。”

从这个意义上，他正用自己的方式搅动市场，重新定义“独立书店”的含义。

叛逆、独立，不同寻常的postpost

萧勇是个特立独行的行动派。

高中毕业，他想去日本留学，晃了一圈，不喜欢，又转到美国留学。大学期间，他靠卖古董相机赚生活费，一度是豆瓣上卖复古相机的大咖。在网络交易并不成熟的年代，他靠着真诚与对陌生买家的信任，一单接一单，卖出数百台相机，也结识了不少圈内艺术家。

念完注册会计师，他拿到艺术研究生的奖学金，继续学艺术与戏剧。但他的体会是，经济比艺术更有趣，“经济学看似枯燥，但可以把各种叙事融入进去。”

他记得大学教授曾给他们列的长长的书单，每一本都让他兴奋。阅读是他美国求学期间重要的经历，尤其学艺术期间，他不太喜欢授课的老师，最喜欢待的地方就是图书馆，“用文学构建大脑里错综复杂的小路。”

研究生毕业，他跟另外两个合伙人在旧金山开了一家艺术书店，距离著名的“城市之光”书店咫尺之遥。这个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书店开了没多久，随着互联网公司入驻，附近的租金水涨船高，“很多有意思的人都走了，去了洛杉矶或是纽约。很多有意思的小店也关闭了。”

萧勇也选择了关店离开。在寻找下一站去向何方时，他的目标是，“找一个城市活力比较足的地方，能把旧金山书店的基因移植过去。”

2019年回国，他在北京落脚，选择羊肉胡同，开出全新的艺术书店。

postpost的名字，一层含义是邮局。当年卖古董相机时，他隔三差五就要去邮局寄包裹回国，跟邮局的渊源持续数年。另一层含义是“后”，当他读艺术史、学戏剧时，总会接触后人类、后殖民的思潮，对“post”的语境有些逆反与抵触。

因此，postpost带着萧勇过往的烙印，生长出一些叛逆的、不同寻常的样貌。

来到这家书店的人，总会对书籍的选品产生好奇。萧勇选择与世界各地不同的出版社、独立出版商合作，无论多小众的书，多昂贵的国际运费，他都不在意，选择的唯一标准，就是国内独一无二，以及有趣。

这里常常发生有趣的对撞。一个在台湾做戏剧的人，在书店里翻到一本阿尔托的荒诞戏剧理论，惊讶那是专业戏剧理论书店才会有的书。postpost的公众号常常发布一些新书资讯，一位远在巴黎的读者在这里找到一本荷兰出版的书，请萧勇快递到巴黎，于是一本书从欧洲到中国，又返回了欧洲。

萧勇常想到过去没钱买书的日子，只能看着动辄数百的书，无法购买。于是，他总是会尽量详尽地拍摄新书的资讯，“能拍18页，绝不拍10页。”他希望这些书，能去往需要它们的读者那里。

书店里来的每一本书，萧勇都会事先翻看，他一本本介绍来自日本、德国、英国、美国、罗马尼亚的书籍，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书籍，都有截然不同的视野。

他认为，一家好的独立书店，不仅是提供一本好书，而是要提供一整个“系列”的概念。他把书籍的选品比喻为一系列星座，所有书籍会在内容上互为呼应。他们不追求那种畅销书或者大师名家的书，而是把每一本书视为一个素材，一颗星辰。萧勇以“策展人”的思路将世界各地的图书汇聚到一处，形成一个自由而开阔的书籍宇宙。

“一本书是否能引起人的好奇心，很重要。我们不是卖同质化的畅销书，也不是大而全的。这里每个月都会有新书不断上架，不在于数量有多少，但得有一个明确的策展思路，并且得保持连续性。”萧勇说。

postpost的书因为小众与限量，卖得很快，而且卖完就没有了。萧勇又想出一个思路，每一本杂志，或者他喜欢的书，都留一本样书不卖。目前，羊肉胡同店已经累积了上千本样书，供读者翻阅，这也是萧勇想要实现的公共图书馆的模式。

用买手店的思维运营书店

萧勇更愿意把自己称为一个“买手”，无论是世界各地的书籍还是杂志，都确保跟柏林、东京和伦敦的书店同步上新。店内售卖的来自俄罗斯、土耳其的独立设计师作品，都是他用跳脱的思维去寻找的新奇，补充日常生活信息的缺口。

经济学告诉他，商业要差异化竞争。学艺术则让他明白一个道理，别人做过的作品，没必要再重复一次。于是，萧勇的书店选书就秉持一个原则——要选国内没有人在卖的书，寻找大家没什么机会看到的书，“要让人看了以后觉得，这也叫书？书还能做成这个样子？”

“书店是一个在地性很强的东西，它得跟你所在的时间、地点、位置直接发生关系。”萧勇说，哪怕是胡同和三里屯两个地方，他都会根据地点的不同来囊括差异。

“如果考虑某本书的目标群体，这句话本身就是个失败的论断吧。我觉得每本书都应该引起各种各样人的好奇。科幻小说如果被科学家看见、被物理学家看见，会引起不同的、很有趣的反馈，产生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他开书店的想法很不一样，想要消除偏见，打开思路，让人们习以为常的熟悉概念陌生化。

“一个音乐人可能在一本建筑图书里得到启发，一个金融街的职员可能在这里读到跟他日常生活截然相反的内容，扩宽视野。”他相信，当一本书被各种各样的人不期而遇，跨文化、跨背景的想法才更有可能被激发。那些来自不同国家的杂志，如同一个生动而具体的探测器，让人更近距离地探入另一个国家的文字、关注焦点与图像艺术。

在书店盈利这件事上，他用多元化的思路去探索模式。咖啡实验室、不同类型的文艺展览、小众的黑胶唱片、不同国籍新生代艺术家的创作和衍生品，以及类型混杂的音乐现场，都掺杂在书店这个框架下。

“我们是按照买手店的基础思维去运营书店。国内没有什么，我们就去找什么，用自下而上的视角，把好的东西搬运到一块。”萧勇认为，电商平台对实体书店的挤压，导致很多实体书店沦为地产行业的装饰品。但他们之所以活下来，经营得还不错，就是寻找到各种可能性。

postpost的两家书店，都是网红热衷的打卡地，这曾让萧勇颇为头疼。

但他又会反其道，让网红打卡这件事，变成一个可记录的、行为艺术般的事件。很多人来书店，都会拿起一本封面仅有一张脸的书，挡住自己，拍个照。萧勇就在网络上搜集这些挡脸的照片，将不同的场景和姿势汇聚成一本网红影集。

这种小众而独立的出版，也是postpost的思想蔓延。很早之前，萧勇还做过一本小册子，记录人们在北京街头看到的巨型“蘑菇”，那些出现在各处的“蘑菇”，至今也没有官方解释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在小册子里，人们拍下照片，进行各种有趣的猜想，从热力装置到储备粮仓，所有发散性的思维汇聚成一本《北京蘑菇寻找指南》。这本小指南上了热搜，延伸出诸多话题与评论，萧勇索性搜集这些评论，并接受读者投稿，做出“蘑菇”的第二集。

这两本绿色的小册子，就在postpost书店，某种意义上，它是这家书店奇趣思维的纸面化，让大众打开思维，发散想象，让无边的信息互为碰撞。

postpost的活泼、有趣与多元，使得很多品牌循着亚文化气息找过来。阿迪达斯与postpost合作，将几百款被淘汰的仓库样衣重新利用剪裁，变成一系列杂志封面。瑞士环保袋FREITAG试图将品牌废弃的边角料重新利用，萧勇找到一位退休的北京手套厂老师傅，为时髦的瑞士品牌设计出既是自行车坐垫又是背包的限量款。

未来，他想以北京为大本营，在成都或是武汉这样的城市，开设出不同底色的post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