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资金链断裂危机未解,54家农林生物质电企联名求助
距离春节越来越近,江苏华晟生物发电公司(下称“江苏华晟”)总经理徐荣超接到的催款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响个不停。
徐荣超经营着江苏省镇江市内规模最大的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企业。然而,企业所有的生物质电厂已经停产一个多月了。消息一出,供应商慌了。今年1月起,多家供应商代表围堵在厂区总经理室门前,追讨此前供应的原料货款。
“我们不是准备‘跑路’,而是账上实在拿不出钱了。这几年,国家补贴没有拨付到位,我们是发一度(电)亏一度。最近又传出补贴要核减的消息,找贷款也不灵了。”徐荣超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目前公司的资金缺口约有两三千万元,如果不填上很难再启动。
与江苏华晟面临相似困境的企业,不在少数。
去年12月,全国54家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企业的代表联名写信,向国家有关部门和企业单位反映自身深陷资金短缺困境。据其统计,54家企业累计欠补时间达4年,金额约144亿元。其中部分带供暖业务26个公司,供暖用户138万户。
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生物质能产业分会产研部一位负责人告诉第一财经,所谓农林生物质电厂,是指利用秸秆、木材等农林废弃物为燃料的发电厂,其中部分电厂同时具备为居民集中供暖、为企业供应热蒸汽等业务。因其属于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一种,又解决了农林废弃物随地燃烧的污染问题,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目前国内这类企业规模超过五百家。
“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电站和农林生物质电厂,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往往是一次性投资额大,后续只要花费少量的金额去运营维护,但是后者却需要不断地花钱买燃料。一旦现金流断裂、没有资金购入原料,企业往往只能停工停产,下游的居民和企业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上述产研部负责人称。
不久前,第一财经记者实地走访了江苏、吉林、黑龙江多家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企业,发现一些项目已经停产,一些项目库存生物质燃料仅能维持十几天,承接的供暖项目存在一定的停产风险。
原本平稳健康的热电生意,为何突然遭遇止步不前?企业的经营危机又该如何化解?
经营压力加码,燃料库存告急
2023年11月初,东北迎来第一场大雪,比往年早了十多天。然而,对于从事生物质燃料贸易的经销商冷大伟来说,这却并不是个高兴事。
在电厂和农民的口中,冷大伟和他的同行通常被称作“经纪人”。农民向经纪人卖出秸秆、稻草等农林废弃物,电厂向经纪人定期收购,来往于供销双方的经纪人则承担起了桥梁角色。下了大雪以后,冷大伟很快意识到,今年的行情有些特殊。融化的雪水,不仅会打湿地里的秸秆导致水分升高,还会增加机器作业的采收难度,随之而来的结果是秸秆的市场采购价被推得更高了。
秸秆等农林废弃物的采购价格遵循着随行就市的规则,每个经纪人的手机里都汇集了区域乃至全国范围内的一线行情信息。冷大伟说,2016年刚转行做经纪人时,秸秆的售价报200元/吨左右,然而今年的最新报价已达280元/吨。
“我们卖秸秆稻草,不是个暴利的生意,赚的都是辛苦钱。”冷大伟给第一财经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地能打一捆半的秸秆,打包和装车的人工成本约为24元一捆,百公里的运输成本约在每捆30~35元,通常运输半径在两百公里以内,如此折算下来一捆秸秆的成本约为80~100元。按照每三捆秸秆重量约合一吨计算,每吨秸秆仅成本就在260元左右,利润空间约为20元/吨。
上述产研部负责人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原料成本在农林生物质发电厂经营成本中占比可达六到七成,然而近年来农林废弃物的价格却持续呈上涨态势,几乎没有给企业留下所谓“降本”的空间。究其原因,一方面,柴油价格、人员工资等因素,使得供给成本增加;另一方面,部分农林生物质项目布局比较集中,造成部分高热值燃料互相争抢。
尽管物价抬升和供需关系都一定程度上导致燃料成本上涨,但在另一些行业资深人士看来,长期的“补贴不到位引起的资金紧缺”才是影响企业经营和盈利的关键点。长期担任北方某大型生物质热电联产企业高管的胡女士告诉记者,自己所在的企业在2021年以后,年发电量由约2亿度锐减到约1亿度,全年利用小时数从七千多个小时腰斩,停机时长几乎占了一半。“机组是停了,但是人工成本、设备折旧、财务费用成本还在,企业的产能上不去,影响的是收入骤降、企业亏损。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资金买足够的燃料,能贷的都顶格贷了,财务成本过高。”
支出端是几乎无法降低的成本,收入端是过度紧张的资金来源,生物质发电厂遭遇“两面夹击”。
吉林成泰热电公司总经理丁上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该企业的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电费,二是热费。这家企业的经营模式是农林生物质发电企业中常见的热电联产模式,即利用燃料在发电过程中产生的废热,通过热能回收装置将废热转化为有用的热能,为附近居民提供供暖服务。尽管25.3元/平方米的热费收入相对稳定,但是依然无法覆盖电费的亏空。
自2021年下半年起,由于现金流紧张,成泰热电由往年的全年运行转为仅在冬季供暖期运行。即便如此,到了2024年1月,成泰热电的库存仍然降至“冰点”。
丁上提供的该电厂燃料入厂、消耗和库存日报显示,1月25日,现有的生物质燃料库存四万多吨,按照日消耗1500吨计算,仅能维持约三十天。而在往年,同期的原料库存多达十余万吨。
第一财经记者在该电厂走访时看到,一大片堆放秸秆的露天料场空空荡荡,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库存储备,距离满库的高峰时期差距明显。
“我们现在担心的一点是,到了春节,打包装车和运输的人手不足,再遇上大范围的雨雪结冰天气,地里的秸秆短期内就很难收上来了。没有秸秆原料,我们的锅炉烧不起来,保供暖的压力非常大。”丁上说。
该电厂所在地的一位区政府主管部门主任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目前全区范围内约90%的供热面积都由该电厂负责,如果因经营问题停暖,由于重建管网需要时间,短期内辖区没有规模化的热源能够顶替。“比较理想的取暖方式可能是挨家挨户发放家用的生物质采暖炉,但是农村平房用这个取暖效果不好,老百姓以前经常反映点不着、成本高等问题。”
国补拨付滞后,“核减危机”在即
无论是纯发电还是热电联产的农林生物质电企,电费收入都是举足轻重的收入来源。然而,这项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高度依赖国家补贴。
按照国家发改委2010年下发的《关于完善农林生物质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统一执行0.75元/千瓦时的标杆上网电价。该电价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当地燃煤标杆电价,二是高出当地燃煤标杆电价的部分。前者由电网企业支付给发电企业,后者由国家给予电价补贴。
丁上所在的吉林省燃煤标杆电价约为0.37元/千瓦时,换言之,该电厂的上网电价中约有一半来自国家的电价补贴。此外,也有内蒙古的农林生物质电企称,当地燃煤电价仅为0.28元/千瓦时,这意味着该电厂的电费收入中有近2/3来自国家的电价补贴。
多家农林生物质电企向第一财经记者反映,国补拨付的“分水岭”发生在2019年前后。在此之前,国补基本能够保证每年足额拨付到企业账上。但在2019年下半年以后,收到的国补拨付款项进度明显滞后。甚至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里,包括江苏华晟等在内,许多企业收到的国补不足一年应付的金额。
这与国补的拨付规定调整有关。2019年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下达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规定,生物质发电与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一样,按照补贴需求等比例拨付。
据上述产研部负责人介绍,考虑到生物质发电需要持续的现金流保障原料采购的经营特性,此前国家一度给予生物质发电优先于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拨付的便利。但是随着纳入补贴名录的项目规模越来越大,综合考虑拨付能力、其他项目拨付进度、公平等因素,最终调整为等比例拨付。这在客观上使得生物质发电收到的国补资金周期由及时变得滞后。
“现在我们热电厂的原料成本大概是每度电0.5~0.6元,即便再怎么精细化管理,加上设备折旧、人工开支等,也要达到0.7~0.8元一度电。如果国家不拨付补贴,那我们就要发一度电亏一度,每度电倒贴0.4元。”黑龙江庆翔集团董事长范业群告诉第一财经记者,2018年4月至今,该企业的上网电价国补应收欠款多达12.5亿元,接近集团总收入的一半。为了保证现金流能够支付员工工资和购买原料,企业抵押了所有的固定资产申请贷款,个人的多处房产也已抵押或变卖,甚至背上了高额民间借贷。
据第一财经记者多方了解,在国补拨付滞后数年的背景下,真正让全国上百家生物质企业面临大面积停产危机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即将到来的“核减”新规。
根据财政部2020年12月30日发布的《关于核减环境违法等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的通知》(下称“核减通知”),(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待完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安装、保证正常运行,并与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和省级电网企业(含地方独立电网企业)联网,实时传输数据后,由省级生态环境部门通知电网企业,电网企业方可拨付补贴资金,未实时传输监测数据期间的补贴资金在结算时予以核减。
上述文件首次提出了发电项目与省级生态环境部门与省级电网企业的“双联网”要求,此前发电项目仅与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单联网”,未与省级电网企业联网。
不过,“双联网”的政策在执行层面却没有很快落地。国内多家农林生物质企业告诉记者,2023年1月起,自己才陆续接到与省级电网的联网通知,有的是口头通知,有的出示了书面文件。第一财经记者从相关人士处获取的一份北方某省电力有限公司的红头文件显示,要求各地市供电公司、各相关电厂于2023年3月底前完成相关设备部署和调试,并将烟气排放数据接入调度机构主站,文件落款时间为2023年1月18日。此外,长三角两省电网通知的生物质企业联网的落款时间,分别为2023年3月和4月。
第一财经记者从能源管理部门有关人士处了解到,目前全国除了极少数地区例如河南省内个别地市以外,全国的生物质电厂“双联网”时间基本都在2023年1月以后。然而,根据591号文“未实时传输监测数据期间的补贴资金在结算时予以核减”,多数农林生物质企业都收到了核减问题的处理通知。
黑龙江大庆市庆翔热电公司近期收到的一份《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项目处置意见单》在处置建议一栏写着,“在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并网之日至核减通知印发之前,所发电量按规定可享受补贴”。“未完成‘双联网’的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自印发之日起完成‘双联网’之间,依据核减通知有关规定,印发之日起至联网之日的电量不享受补贴,相应电量对应小时数不计入全生命周期已利用小时数。”“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在完成‘双联网’之后,若无其他问题可按规定转为合规项目。”
多家企业反映其收到的处置意见基本一致。通俗来说,根据新规,2021年1月核减通知印发至2023年全国生物质项目“双联网”基本完成时,中间长达两年多的国家补贴将被核减,企业全部无法获取。同时,只有处理了“双联网”问题,才可转为合规项目。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部分企业因现金流极度紧张等因素签署了同意核减的处置意见,希望借此能够尽快收到拖欠数年的国补,更多企业则是“喊冤”不迭,并签署了不同意核减意见。
“我们不是拒绝双联网,而是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其中造成的后果不应该由我们来承担,我们也承担不起。”多位生物质电厂负责人对第一财经说。
河南某环保电力公司在一封向国家有关部门发送的信件上称,截至2023年11月底,累计拖欠公司的补贴电费高达12668.24万元。该公司表示,为保民生、保稳定,在连续严重亏损的情况下,高息借贷1.5亿元维持生产经营。
而处置意见中提到的一项“利好”,即“相应电量对应小时数不计入全生命周期已利用小时数”,源于财政部等部门2020年联合发布的生物质项目国补退出机制。该机制要求,在未超过项目全生命周期合理利用小时数时(82500小时);自项目并网之日起15年内。超出前两项任意之一的,项目不再享受中央财政补贴资金,核发绿证准许参与绿证交易。
多位企业代表认为,这固然是一项“让步”,但仍然有违企业当前面临的现实情况。“好像一个刚出生几个月大的奶娃娃,嗷嗷待哺,你让它现在不喝奶,难道能等到十八岁以后再喝?”
停产、借贷、连环债出路何在
尽管“核减”国补仍处在征求“处置意见”阶段,但是农林生物质企业的资金压力已经凸显。
“有的银行甚至比我们企业还先听到要核减补贴的风声,现在找银行贷款是难上加难。”一位生物质热电企业高管对记者表示,不仅原有的投入成本收不回来,还要不断出资购买原料保障热电供应。通过民间拆借的贷款年利率在12%以上,甚至高于企业某些年份的净利润,极大地增加了企业的财务成本和资金负担。
为了保供,成泰热电从去年10月起,暂停发放员工工资,把十分有限的流动资金集中到设备运维和原料采购上。即便如此,截至发稿,依然无法结清欠款。与之相关的还有一大批供应链企业及农民工。
在东北、江苏等地采访期间,记者多次遇到生物质电厂的供应商,他们大多是曾经向电厂供应秸秆稻草、园林树枝的经纪人。特地驱车从苏州赶到镇江的严女士诉称,负责打包和运输的员工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开工资了,等着40余万的货款结清了好让员工领上工资回家过年。
“这两年真是越干越穷”,一位垫资三千余万尚未结清的经纪人对记者自嘲道,各大借款平台上的信用贷已经被透支到了顶点,回款却遥遥无期。
员工主动延迟领工资保设备运行,江苏华晟依然无法避免停产的僵局。机器停了,年过七旬的徐荣超却陷入了更大的焦虑。“为了今后我们有钱买到原料,厂子随时能够重启,我们的设备不能完全停下来,该检修的还是要检修,员工还是要安排值班,欠员工的工资还在涨,固定资产还在折旧,但是这段时间的收入进项肯定没了。”
徐荣超告诉记者,某地方的管委会曾经许诺,如果有关部门明确该公司应收的国补款项何时能够拨付到位,可以为企业提供1000万元的短期融资,以解燃眉之急。但是,在目前形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没有机构敢向该企业放款。
“我们现在的诉求是,一是尽快把2021年以前没有争议的国补拨付到位,让企业解困购买燃料。二是‘双联网’影响核减问题,厘清关系责任。如果因我们企业自身主观因素导致联网延误,我们愿意承担对应的后果。但是对于因电网通知不及时等其他因素造成的联网延误,同时各个时期环保数据均达标的发电企业,不应承担核减补贴的责任。”徐荣超称。
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2023年下半年,财政部曾在答复某位人大代表有关核减通知、双联网及电价补贴拖欠问题的建议函件中称,核减通知的执行主体是电网企业,电网企业应按照该文件要求做好相关工作。审计部门在对电网公司开展审计时已明确指出,要严格按照该文件要求做好补贴兑付工作。“对于因电网企业联网滞后等电网企业原因,造成发电企业未实现与电网企业联网的,由电网企业承担相应责任。”不过,有关部门后续并未跟踪出台具体的文件予以落实。
江苏省相关行业协会一位资深业界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称,当前多种可再生能源蓬勃发展,生物质电企仍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一方面,生物质热电联产业务是唯一可以类同燃煤热电联产的业务,可以连续稳定提供绿电、供暖、供汽,可以部分替代燃煤作为稳定能源助力解决风电、光伏间歇性发电消纳难题。另一方面,这类企业处理了大量农作物秸秆、农林剩余物等城乡有机废物,是我国处理农林废弃物最成熟、规模最大的产业方式,在改善乡村环境方面、应对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推动农民增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产业链延深,国家推行绿电交易、碳减排等政策实施与市场机制到位,未来农林生物质企业将会逐渐减少对补贴的依赖。但现阶段,很多项目还需要政府给予支持,才能生存下来。”上述人士称。
范业群经常回忆起十多年前,那时飞机驶过东北平原,低头总是“灰蒙蒙的一片”。每到冬春时节,大片露天焚烧的秸秆,让飞机上的人看不清屋顶和田野,辨不出家乡的样子。他期盼昨日不会重现,期盼坚持秸秆清洁利用的企业能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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