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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功能提升的五条路径

锤子财富2024-01-23 23:07:310
从构建金融强国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内在要求看,应从五个基本路径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

2023年10月底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目标。今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明确提出金融强国需要具备的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其中之一就是要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从构建金融强国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内在要求看,我们认为,应从如下五个基本路径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

第一,在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提升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

上海全球性金融中心建设对于推动实体经济双循环互促发展的战略作用在于:一方面,无论就中国来说,还是就境外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说,在经济运行中,都可能产生储蓄的余缺。从动态角度看,如果中国存在着储蓄剩余,则通过上海金融中心的“中介作用”,把这些剩余配置到全球储蓄短缺的国家和地区;相反,若其他国家和地区存在储蓄剩余,同样可以通过上海金融中心的“中介作用”,将该剩余配置到中国或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而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因此,上海全球性金融中心的这一“中介作用”,其中介路径并非单一的,而是具有全球性、交叉性和网络性特征。在建设金融强国的过程中,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一方面要从支持上海、长三角地区和全国实体经济的角度,为构建中国经济内循环和经济强国提供金融服务;另一方面,也要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为全球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并在此过程中,推动构建金融强国。

第二,通过金融高质量发展促进构建金融强国。这里,我们重点说明国际金融中心的微观金融市场发展与高质量金融发展和建设金融强国的关系。当金融中介和金融工具所构成的网络与不同的市场参与者的不同风险偏好形成一一对应时,不确定性的金融市场将转变为一种便于风险定价的市场。这种市场所具有的风险甄别和提供广泛流动性的能力,对金融交易会产生一种向内集聚的极化能力,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条件下,这种金融集聚的极化能力成为金融中心在全球范围内集聚金融资源的一种重要的内生机理;当这种内生机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主导性影响时,就会使得该金融中心的全球金融产品定价能力产生独立而广泛的影响,这对于构建金融强国具有基础性作用。

第三,通过资本项目开放先行先试逐步提升上海金融中心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金融强国要求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要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若要发挥这种功能,则要求金融的完全开放,特别是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

当前阶段,我国资本项目开放和货币自由兑换仍然是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其主要推进路径是采取“渠道式”开放,如人民币通过QFII、沪港通、沪伦通、债券通等相对有限的资本项目通道实施资本项目开放。

由于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和金融仍然具有复杂多变的特征,我们预计,中国的资本项目渐进式开放策略还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在此之前,一方面,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要根据中央对上海赋予的历史使命,在有利时机探索和推动资本项目的渐进开放;另一方面,推动上海人民币离岸交易的发展,是推动中国构建金融强国总体战略的一部分,是实现资本项目完全开放过渡期内的一种重要的战略举措。

第四,构建上海资本输出入中心是实现我国产业链升级的重要途径。中国吸收境外投资和资本对外投资都进入新阶段。在构建金融强国目标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功能都与上海构建全球资本输出入中心具有内在的关联性:资本输出入与推动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具有密切的关系,从而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功能的发挥以及以此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密切相关。特别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提升全球资本输出入中心的功能和能级,也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同时也是实现金融强国的基础。

从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当前阶段需要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需要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尽快提升全球资本输出入中心地位,至少具有如下作用:提升引进直接投资的质量,以促进中国产业链的逐步升级;在构建上海资本输出入中心过程中,使资本的输入支持新兴产业和服务,形成国家竞争新优势;在金融支持进口方面,对于关键技术、零部件和技术专利的进口,予以融资支持;金融支持对外并购,提高国际分工地位;金融全方位支持中国先进企业建立全球性先进生产营销网络。

第五,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金融中心是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的集聚,同时也是对金融风险的集聚,我们将这种风险集聚和传导的机理区分为如下几种基本类型:

第一,金融市场同向波动风险。这是指各类金融子市场的总量和规模同时波动或收缩的风险。这种具有传染效应的风险既可能通过金融市场的内在联系,也可能通过市场的预期效应发生传染。

第二,企业融资方式关联性传染。股票融资、债券融资与信贷融资这三大基础性融资市场之间的风险扩散存在着较大的关联性。若金融中心同时是信贷、股票和债券市场集聚地,则发生危机的关联效应可能更强。

第三,金融产品关联性传染。金融中心的金融资产、金融产品之间可能通过金融产品创新、抵押、担保等方式产生债权债务之间的相互关联。特别是货币和资本市场在当代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中起着重要作用,由于这类金融产品和工具具有标准化、透明性和跨地区、跨境流动的特征,使得这类金融产品存在着一种复杂的链条式、网络性关联。

第四,债务合同式泡沫风险与实体经济萧条连锁反应风险。这种风险主要爆发于股票市场欠发达、债权债务合同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中心。

根据上述四种金融风险可能发生的渠道和机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推动建设金融强国和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处于重要地位。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国际金融货币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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