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制造”弯道超车的前景预估

即将过去的2023年，印度GDP强劲增长，股市也创出历史最高。与德国、中国、日本、韩国等制造大国制造业PMI（采购经理指数）位于荣枯线下不同，至11月底印度制造业PMI已经连续30个月超出50%，并且11月份的PMI指数升至56%，继续展现出较强扩张趋势。 “印度制造”似乎正在聚力弯道超车，以加速追赶德国、中国和日本制造等全球制造业头部阵容的矫健脚步。

“印度制造”在全球制造中的地位

印度制造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时期,尤其是纺织业。目前印度是全球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纺织品生产国，也是全球第七大纺织品贸易国和第五大成衣贸易国，同时纺织业是印度第一大工业部门以及仅次于信息技术产业的第二大出口创汇行业。数据显示，印度纺织业年度产值达2000多亿美元，约为GDP的6%，总额超360亿美元的印度纺织品与服装贸易占到了全球市场的4.6%。

相比于纺织业，印度汽车制造起步时间要晚一些。19世纪60年代末印度就有了自己的汽车制造商，独立后印度政府又推动本土企业与日本铃木合资，成立了马鲁蒂铃木汽车公司这一目前印度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此外，塔塔汽车公司是印度最大的综合性汽车公司和最大的商用车生产商，目前年营业收入达380亿美元，为世界第二大客车制造商，而让塔塔汽车扬眉吐气的是，自己还能以强大的资本实力将英属两个豪华品牌捷豹与路虎收入囊中。总体行业规模看，印度汽车工业贡献了GDP的7.1%和制造业GDP的49%。

仿制药制造是印度制造业阵营的又一大劲旅。作为发展中国家制药产业最强的经济体，印度目前拥有一万多家制药厂、3000多家中大型仿制药公司和6万个仿制药品牌,全球仿制药营收TOP10企业中印度药企占一半，国内行业产值规模达到近500亿美元，药品产量居全球第三位，疫苗产量占全球60%，仿制药供应量占全球20%，勾勒出了“世界药房”的形象，与此同时，超600家药品出口公司将价值250亿美元的药品送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出口额占到了印度总出口额的38%。

卫星航天材料产品制造是近10年印度崛起的一个新兴产业，2014年，印度在亚洲国家中率先将卫星送入火星轨道，让外界首次见证了其在卫星制造业领域长达60多年沉淀出的厚积薄发之力；5年后，印度成功地用反卫星导弹摧毁一颗卫星，由此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获得反卫星能力的国家；今年8月，印度的月船3号探测器成功登月，印度正式成为继俄罗斯、美国、中国之后的全球第四个成功实现月球软着陆的国家，也是全球首个用登月车抵达月球南极的国家；作为一种常规的空中设备服务供给，名为IRNSS的印度导航卫星系统目前可为整个南亚国家与地区提供导航、气象、海洋、灾害警报等多种服务。

全面地评判，印度在全球制造业宏大方阵中的确拥有一席之地，尤其是仿制药制造具有明显的技术、资源与市场竞争优势，尽管如此，印度既算不上制造大国，更称不上制造强国。一方面，印度嵌入全球制造业分工尤其是产业链关键部位的覆盖面非常有限，且深度不够，同时海外生产加工能力的羸弱限制了其全球扩张的步伐；另一方面，印度制造业并未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许多行业不得不依赖国外产业链的产品供给，至多印度也只能是一个终端组装基地，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话语权不强；再者，印度十分缺乏有影响力的国际驰名品牌，总共仅七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其中制造企业只有塔塔集团一家，即便是其驰名全球的仿制药，也难逃终身贴牌之困。受到以上短板的制约，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印度制造在全球制造业的占比只有3%，落后于中国28个百分点。

多举措支持制造业

印度政府提出的“印度制造1.0”计划就前述四大支柱产业提出了非常明晰的目标，即2025年纺织业年产值将达到2250亿美元，同年太空经济价值超过130亿美元，仿制药年产值突破1000 亿美元，以及到2025年成为全球第三大汽车制造基地。在此基础上，“印度制造2.0”计划提出要优先发展高级化学电池、机电产品、食品制造、白色家电及特种钢等制造业，到2025年国内制造业对GDP的贡献上升至25%。

就产业结构而言，目前以信息科技、软件设计等为主的服务业对印度GDP的贡献超过六成，但这些行业技术含量高，就业门槛也不低，加之作为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严重滞后，产业断层导致印度经济的“无就业增长”怪相，国内失业率常年维持在8%左右，20~24岁年龄段的城市青年失业率在去年更是升至42%。因此，对于印度而言，提振制造业的目的并不仅是要增强自我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及强力补齐国内产业链短板，更隐含着拓展出更宽阔就业腹地的现实诉求。

印度政府对于制造业的核心支持举措总称为“生产相关的激励计划”(PLI)，该政策最初主要针对的是制药和医疗器械制造、移动产品制造和电子元件三个行业，后来扩展到了化学电池、半导体等多个部门，每个部门因此获得了十分明确的财政资金支持，如为先进化学电池生产项目提供25亿美元，为生产储能电池的公司提供27亿美元，为晶圆厂安排100亿美元，给予IT硬件制造公司40亿美元等，这些资金既面向国内企业，也可为他国投资印度的公司所享用，同时上述援助资金也只是阶段性安排，不排除后续还会视情进一步加码。

除了真金白银的激励与支持外，印度政府还面向国内外制造企业提供厂房、土地等资源要素方面的优惠让利，同时对于本土制造业领域的初创公司和新的出口商，放宽出口商合规标准，并提供海外商务活动的机票全额报销服务，而现有出口商则可享受上限为20%的同等福利支持；另外，为吸引国外制造业管理与技术人才，印度政府准备提高个人所得税免税上限并降低税率，同时变动征税豁免细则。而更重要的是，在密集抛出“绣球”的同时，印度政府还面向国外产品进口商挥起了大棒。

据报道，仅最近5年来，印度就对500多个进口商品类别提高了关税，涉及商品4000多种，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将录像和摄影设备等电子电器产品的进口税从10%提升至15%，将电视和微波炉、手机的进口税由10%提高到20%。另外，空调、冰箱、洗衣机、鞋类以及塑料制品与行李箱等进口产品的进口税率提升幅度都在10%以上，而且不排除还有提高的可能。在出台了限制智能电视进口的三年后，今年印度又将个人电脑与笔记本电脑纳入进口限制范畴。

印度政府的做法的确有违公平竞争与自由贸易原则，但实际过程中所产生的效果却是有目共睹。通过限制智能电视进口，印度实现了电视机100%的本地组装；通过对进口手机增税，过去10年“印度制造”手机出货量累计破20亿部，年复合增长率为23%，整体手机市场出货量的98%以上由本土制造。上世纪70年代，为支持本土制药企业，印度政府就动用了限制海外投资、提高关税、取消药物专利以及限制药品利润等几乎所有的排外政策，最终，不少跨国企业惨淡出局，印度本土制药企业趁机起飞。

最后要强调的是，印度政府发展壮大制造业并不只满足于行业的水平扩张，更明确了制造业智能化和服务化的升级方向。智能制造方面，印度政府正在大力推行“数字印度”计划，准备2023/2024财年投资1220亿美元创建人工智能中心以及未来五年内建设100项数字化变革项目，以大幅提高企业生产线的智能化水平；服务制造方面，印度政府正在通过引导企业开展远程服务、定制化服务等新型业务模式，推动制造业向更高附加值领域转型，为此印度政府计划投资1300亿美元建立一个大型多模式互联互通国家总体规划项目，以帮助制造企业提升服务响应效率。

优势与劣势并存

正如制造业的提振壮大可以创造出十分强大的就业能量池一样，庞大的人口存量与可持续的人口增量反过来对印度制造业的壮大输送了丰沛的劳动力资源红利。作为全球第一大人口国，印度目前人口总数达14.25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推测，2027年印度总人口将接近17亿人，而最为关键的是，15~59岁年龄组的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在印度高达80%，人口中位数年龄仅为28.2岁，25岁以下人口占到总人口的一半，35岁以下人口约占总人口的60%，可以肯定地说印度是全球最为“年轻”的国家之一。基于以上人口的结构性特征，经合组织（OECD）认为未来10年印度劳动年龄人口可达到10亿。

充沛与富有弹性的人口资源不仅为制造企业创造了更为充分的劳动力选择空间，而且还能在工资价格博弈上占据更主动的地位，从而利于企业有效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与增强市场竞争力，而更为重要的是，巨量人口规模其实就是强大的消费引擎，目前印度消费存量规模为2.3万亿美元，除了人口增量还会叠加出更大的消费动能外，印度城镇化水平时下不到30%，伴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也必然扩张消费。高盛由此乐观预测，到2031年印度消费市场将飙升至5.2万亿美元。需求端消费口径的扩展与消费动能的勃发，直接拉动的是供给端企业产品销售量的劲升以及营收利润的全方位持续改善，包括医药制造、服装制造、汽车制造以及食品制造、电池生产和家电制造等许多行业都将从中大获裨益。

正是展现出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优势以及庞大消费市场的魅力，印度成为了外资企业集群展开投资布局的理想之地。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印度FDI（外国直接投资）累计流入量超过9600亿美元，年度实际利用外资从最初的243亿美元上升到710亿美元，涨幅290%，同时全球营商环境从142名上升到63名，而在涌入印度的跨国公司中，很容易看到苹果、特斯拉以及三星等全球制造业头部公司的身影。利用大量外资企业，印度制造不仅可以通过资本嫁接的力量在国内延伸产业链布局与填平行业短板，还能更快地赢得海外销售渠道与增量市场，从而较深地嵌入国际合作分工体系之中。

值得强调的是，服务业的发达尤其是IT技术的领先发展不仅让印度承接了全球超过45%的外包服务，更是为国内制造业的升级配备了强大的驱动引擎。一方面，众多的远程信息与软件设计公司可以为制造企业提供从产品设计到客户定制的服务支持，增强企业生产的柔性度与市场响应的灵敏性；另一方面，IT企业可以通过技术输出为企业从生产到销售、从人力到财务、从仓库到车间的智能化改造进行赋能，提升企业的全流程管理效率；不仅如此，IT科技企业还能与制造企业进行资本深度整合，更快捷地生成制造业服务化的全新生态。

然而，印度制造业面临人口红利窗口期，但同时所受到的劳动力素质羁绊也客观存在。数据显示，目前印度成年人文盲人数高达2.8亿，5.42亿劳动力中只有7300万人接受过某种形式的职业培训(包括正式与非正式)，正式技术工人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仅为3%，远低于亚洲制造大国的中国（24%）与日本（80%）。低素质工人群体既不利于企业的技术进步与创新，也抑制了印度制造业改写固有技术落差的强度与效度；同时，印度政府为发展制造业而引进外资基本上采取的是“市场换资本”路线，但在外企紧紧拿捏住技术瓶颈的前提下，结果只能是印度企业永远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远不能形成弯道超车的功力。

软件难以匹配的同时，制造业面临的硬件刚性约束也不少。印度的基础设施尤其是物流与数字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同时电力、水源等资源长期短缺，补齐这些关键短板需要大规模的财政投入，但问题是，印度政府目前的债务总额达到了21.5万亿美元这一过往43年的最高纪录，债务占比升至88%，不仅远高于IMF建议的60%的债务上限，也超过了新兴市场国家64%左右的平均水平，同时印度政府财政赤字率达到6.8%，也远甚于IMF建议的3%。后续若无更强大的资金支持，印度基础设施难以根本性改观，制造业就很难获取弹跳跃起的宽阔平台。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