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晚清改革：中国人走出两千年秦制的第一次机会

洋务运动、百日维新、预备立宪……为了适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政府不断推出各种革新，建兵工厂、修铁路、废科举等等，为何到了辛亥年间，武昌城里还是响起了枪声，清廷统治也随之结束？

在新书《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中，历史研究者谌旭彬从1861年启动洋务运动开始，写到1911年清廷灭亡，聚焦于晚清改革和转型，在51年间选取了51桩与改革有关的事情，试图对这个已被无数人探求过的历史难题再次做出回应。“在我看来，晚清这场改革，是中国人走出两千年秦制的第一次机会，与之前历代王朝发生的改革相比，晚清改革更值得重新认识和总结经验教训。”

“倒U形曲线”的晚清改革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谌旭彬认为，这场战争虽然以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同意五口通商而结束，但战争本身并没有将国家上下从“天朝上国”的睡梦中唤醒。

翻阅当时的史料可以看到，沿海士绅多把英军视作明代的倭寇之流。战争结束后，即便与英军的坚船利炮有近距离接触的士大夫阶层，也很少有人认为清朝与英国比已经落后了，需要实施改革，尽早缩小两国之间的差距，才能避免再次战败。以战争亲历者、林则徐幕僚梁廷枏为例，他认为英国人的火炮源自明朝时的“地雷飞炮”，先进的船舰则是因为郑和下西洋时赠送了他们设计图纸，只要将古人留下的传统技术与学问参透，“夷将如我何？”

清政府意识到必须得做出深层次变革，始于“庚申之变”。1860年，英法联军攻下北京，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随即便是“火烧圆明园”的浩劫。次年，咸丰皇帝在忧惧中病死。1861年，为了应对占据北京城的英法联军，清政府被迫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与世界各国对接的专门机构，由此走上变革之路。

“中国是一个有很强烈的改革传统的国家，先秦时代有李悝变法、商鞅变法、吴起变法，汉代有王莽改革，宋代有王安石变法，明代有张居正变法，清代有雍正摊丁入亩改革，可以说，历史上变法传统非常深。”谌旭彬说，但是之前的所有改革，全是在秦制这套统治体系里做修修补补，变法目的总结起来，都是为了解决人力、物力的汲取问题，让朝廷获得更多财政收入，而“晚清这次改革不一样，改革目标始终只有一个，就是洗雪‘庚申耻辱’”。

这场官方投资巨大、轰轰烈烈持续了几十年的改革，为什么终点竟然会是辛亥革命呢？谌旭彬说，主要是在前后50年过程中，改革并非不断持续前进，而是有一条“倒U形曲线”。“按照传统的说法，作为晚清改革掌舵者的慈禧太后，在改革中是顽固派，是阻碍改革的力量。但是我对慈禧太后的看法有所不同，如果仔细审视整个晚清改革过程，会发现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她的立场不同。这也涉及我们该怎样去看待晚清改革。”

改革40年，又回到起点

一般来说，晚清改革被区分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三个阶段。谌旭彬认为，晚清改革的进程还可以划分为“倒U形曲线”式的三段。

在曲线的前半段，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訢，艰难突破各种阻碍坚持向前，力推改革，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到了1884年的甲申易枢，奕訢为首的军机大臣被全部罢免，慈禧太后将改革速度放缓，甚至进入停滞阶段。等到甲午战争，尤其是庚子之变后，付出极其惨烈的代价，重启改革的呼声再次强烈响起，但她随后推出的立宪新政却激起各方反对。至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失去人心的清廷不可避免地走向覆灭，晚清改革也同时宣告失败。

谌旭彬说，慈禧对改革态度发生变化，始于1875年中法战争。它从一开始就被朝野上下视为检验洋务改革成果的“大考”，慈禧太后也力主用武力解决。最后，中法战争因为种种原因，以不赔款不割地而签订和约的方式结束，令朝野产生“同光中兴”已经实现的错觉，慈禧太后对改革的支持力度也随之变小。此后十多年里，她耽于享乐，清朝陆军的近代化改革几乎停滞，北洋水师更是受经费限制举步维艰，不知不觉间，清帝国与同时代其他飞速发展的欧洲列强之间，差距被无限拉大了。

1894年的甲午战争不过是晚清悲剧的开始，1900年的庚子之变，北京城再次失陷，这次轮到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外逃，“历史转了一个40年的大圈，又回到了起点”。

最近几十年来，史学界对慈禧太后的评价，出现过几次变化。最早是全面批判，认为她昏庸无能，是清帝国的“葬送者”。后来，有部分学者肯定她在“同光中兴”中的作用，只是受历史局限，作用不是很大。

相比之下，谌旭彬更多肯定了慈禧太后在晚清改革中的作用。在他看来，从1861年启动洋务运动改革到去世，近50年的统治时间里，慈禧太后的政治立场始终没变，就是维护爱新觉罗皇室的利益，保住大清江山。变的是，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她对改革的支持力度。“当改革只限于引进枪炮和技术时，慈禧是高度支持的，当改革要深入制度层面，变科举、变官僚体制时，慈禧担忧会损害大清的统治，就持反对态度。到了清末新政，她其实是采取一种欺骗手段，挂‘新政’牌子，重建皇权专制，这时就成为改革的阻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