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学教授拉詹：金融监管并非多多益善

在某种程度上为了应对2023年3月的一连串银行破产事件，美国监管机构现在希望对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的银行施加更高的资本金要求。但考虑到近期一些最为恶劣的冒险行为都发生在规模较小的银行身上，这个选择相当令人费解。

一些拟议的变化，例如要求银行将某些证券的未实现收益和损失计入其资本比率，依然迟迟未能出台。但总的来说，大型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们对此并不满意。比如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就抨击了执行更严格资本金规定的提议，警告说这可能会导致贷款人减少放贷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在将这种按捺不住的发言视为自私自利的“银行家言论”之前，我们应该思考银行资本金所起的作用，以及监管机构是否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倘若股权这类长期“耐心”融资被算作银行资本，与活期存款不同，它无须在短期内偿还。如果银行会因缺乏保险的储户争相挤兑而倒闭，那么更多的资本就意味着相对更少的挤兑额，从而使银行体系更稳定，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但不幸的是问题要比这复杂得多。是的，如果我们有两家风险相同的银行，一家的资本融资比另一家多，那么资本更多的那家银行生存的可能性会更高。但我们不能假设这两家机构所承担的风险相同，也无法忽视更高的资本金要求对整体金融稳定和经济的影响。

显然，通过资本发行获得的更多融资，会减少容易遭受挤兑影响的借款行为（银行杠杆）。它还提供了一个吸收损失的缓冲；由于银行的损失在触达储户之前必须先消耗掉资本，银行可以经受住一些小型事故。此外，如果监管者看到银行资本逐渐减少，他们将有时间做出反应。由于监管者还要求银行持有与其活动风险成一定比例的资本，资本就成了针对承担风险行为的预算。

此外，由于投资银行的资本对银行风险非常敏感，最低资本要求充当了一种进入门票：只有那些能够让投资者确信自身不会冒不适当风险的银行，才能以合理的成本筹集资本。由于银行通常会通过留存利润而非通过发行新股来产生资本，资本监管在允许盈利的银行增长的同时也限制了亏损的银行。最后，鉴于其重要性，一家银行的账面资本水平为公众提供了一种衡量其业绩的方法。

这些都是监管机构坚持要求银行持有一定数量资本的合理依据。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一些银行的资本金低至其资产的2%，导致它们随时可能发生意外。相比之下，各大型银行相对平静地度过了2023年3月的事件，尽管其他监管规定显然起到了帮助作用。

那么问题就在于，提高资本金要求在当前是否合适？我们可以当即对这样做的一个理由予以驳斥，即该资本会让银行董事会（或他们所代表的股东）占据更多的投资份额，使之更有动力去限制冒险行为。任何曾在大型银行董事会任职的人都知道，董事会成员其实完全被管理层牵着鼻子走。认为他们会约束一个桀骜不驯的高管团队的想法，都是白日做梦。正如美联储关于硅谷银行倒闭的报告所显示的那样，有时甚至连监管者都不知道银行正在承担的风险，或者当他们看到风险时也无法予以阻止。此外资本监管往往无法限制银行去承担那些可以在景气时期盈利的尾部风险，因为这些收益将增加银行的资本，使其能够承担更多风险——至少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是这样。

最后，就更多的资本金给予银行管理层更长的约束而言，更高的资本金要求可能会伴随着一项抵消成本。准备金管理越深厚，投资者在银行因挤兑最终关闭之前的损失就越大。试想如果缺乏保险的储户没有通过索求存款来终止硅谷银行管理团队不光彩的统治，这帮人在董事会和监管者的纵容下，会毁掉多少价值。这并不是说硅谷银行的未投保储户是一群警觉的利益相关者，相反他们对正在积累的风险知之甚少。但一旦他们嗅到了一丝风声，整场派对就结束了。

事实上，如果银行管理层能认识到挤兑这一极端惩罚是与过度风险相关，并因此谨慎管理，那么挤兑这种行为也可能产生有益的效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偶尔出现的储户挤兑是金融体系的一个特征，而非通过提高银行资本金要求就能消除的问题。通过实质上在3月份的小型危机之后为所有未投保的存款提供保险，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避免了更大范围的银行恐慌。但他们也通过将没有保险的储户变成被动的旁观者——实际上变成了资本——让许多不称职的银行经理留了下来。

虽然我们不希望银行的资本稀薄到一些小的损失和事故都能引发恐慌和更大的损失，但也必须认识到，超过一定程度的更多资本可能会导致管理不善。归根结底，更高的要求可能会使资本成本更高，可能会抑制银行为增长融资的能力——正如戴蒙警告的那样。如果这类活动转移到资本金要求较低的其他机构，系统也不会变得更安全。

这种风险不仅仅是假设性的。如今美国监管机构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由于较大型银行的资本金要求较高，较小的银行接过了大银行此前避免发放的、如今危如累卵的商业房地产贷款。这些规模较小的机构将如何管理即将到来的贷款损失，还仍有待观察。

合理的监管有赖于知道工具何时失效并产生反作用，多多益善并不总是好的。

（作者曾于2013~2016年间任印度储备银行行长，现为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他的最新著作是《第三根支柱：市场和国家是如何抛弃社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