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体废物处理“旧账未还，又欠新账”，多方专家支招

“旧账未还，又欠新账”，生态环境部等权威部门公布的信息显示，我国固体废物产生量大，综合利用率仍然不高，已成为我国污染防治的明显短板。

近年来一些“毒地”事件，更加引发了业内对于固体废物环境污染防治与资源化利用高度关注。

在今天（14日）召开的“2023固体废物环境污染防治与资源化利用峰会”上，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综合业务部副主任李淑媛表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是环境管理的重要内容和需要管好的最终环节，是生态环境治理必须管好的“最后一公里”。

目前，我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的形势不容乐观。“十三五”国家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目标曾确定，到2020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提高到73%。但实际上，2019年全国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只有55%，到2021年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也只上升到57.8%。

李淑媛介绍，目前，我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建筑垃圾、电子废物、农业固体废物等产生量依然比较大。每年产生约工业固体废物30亿吨（2022年达到41亿吨）、畜禽养殖废弃物近40亿吨，主要农作物秸秆约10亿吨，建筑垃圾约20亿吨、生活垃圾约2亿吨。2022年危险废物产生量突破1亿吨。合计下来，全国每年新产生固体废物100多亿吨，历史堆存总量高达600至700亿吨，占地超过200万公顷。

李淑媛称，由于部分地区危险废物管理薄弱，危险废物处理能力不足、监督执法不严等问题的长期存在，以及危险废物处置价格偏高等原因，导致环境风险隐患十分突出，多地相继发生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处置等环境污染事件，尾矿库等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也较多。2020年至2021年，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检、公安部开展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共查处危险废物环境违法案件11132起，罚款8.86亿元，移送公安机关1794起。

“固体废物也是环保行政处罚和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多发领域。全国环保行政处罚的近20%涉及固体废物。”李淑媛说。

11月14日，“2023固体废物环境污染防治与资源化利用峰会”现场。摄影/章轲

李淑媛介绍，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与大气、水体和土壤之间存在“三重耦合”关系，未经处理的固体废物因雨淋、蒸发、风蚀、自燃、化学变化等作用而污染大气、水体、土壤和生物，在固体废物处理过程中，同样存在污染大气、水体、土壤的风险。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土壤保护与景观设计中心（下称“土壤保护中心”）助理研究员贾御夫介绍，一些城市和地方工业土地腾退与城市用地功能调整高度重叠，局部水土复合污染严重，区域连片风险凸显。

该土壤保护中心的调查发现，某市原东方化工厂地块，曾生产丙烯酸、丙烯酸酯、乙烯等，1997年仓储区曾发生过储罐爆炸事故，2017年完成生产设施拆除。但土壤中苯超标，污染面积约3万平方米，地下水也受到污染；某地长城化工厂地块，曾主要生产滴滴涕、缩节胺、三氯杀螨醇等，2007年该化工厂破产。其土壤主要污染物为有机氯农药、多环芳烃等，污染集中分布在地下5至14米。

贾御夫介绍，截至2020年末，全国纳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地块有697块，启动治理修复与风险管控工程的污染地块512块。但到了今年6月，纳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的地块已多达1868块，其中已通过土壤修复或风险管控移出名录的有771个地块。“可见，我国污染场地修复的任务十分艰巨。”

李淑媛介绍，权威机构测算，通过提升城市、工业、农业和建筑等4类固体废物的全过程管理水平，可以实现相应国家碳排放减量的13.7%至45.2%（平均27.6%）。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测算，“十三五”期间发展循环经济对我国碳减排的贡献率约为25%。

11月13日，2023中国国际生态环境技术与装备博览会上，佳谱仪器（苏州）有限公司市场经理邵荣桂向记者展示土壤重金属分析仪。摄影/章轲

2022年，全国固体废物行业的总规模为2.2万亿元，同比增长7.3%。国家“十四五”规划及2035年目标纲要提出，实施医废危废处置和固废综合利用的“1 6 20”工程，即补齐医疗废弃物处置设施短板，建设国家和6个区域性危废风险防控技术中心、20个区域性特殊危废集中处置中心。以尾矿和共伴生矿、煤矸石、粉煤灰、建筑垃圾等为重点，开展100个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示范。

中华环保联合会副秘书长郑庆宝在致辞中建议，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完善评估指标、指导帮扶力度、信息化管理水平和评估结果应用，进一步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水平。

中华环保联合会农业生态环保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袁秀丽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固体废物处置和生态修复过程中，一些企业担心在项目合作期限内投资回报不足的情况，“其实，社会资本可申请政府专项奖补资金、生态修复专项奖补资金等作为项目收益的补充来源”。

袁秀丽介绍，目前，各部委发布的生态环保专项资金政策主要涉及八类，包括大气污染防治资金、水污染防治资金、土壤污染防治资金、农村环境整治资金、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城市管网及污水处理补助资金、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专项资金、污染治理和节能减碳专项资金。

他举例说，安庆北部新城区域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试点项目，在其草签协议中约定：若甲方未能及时足额支付投资服务费，甲方通过发行企业债券、安徽省EOD试点政策性银行贷款及政府专项奖补资金、生态修复专项奖补资金、资源类项目贷款或其他方式解决。

“从风险承担角度考量，地方平台为激励社会资本方强化经营，而不是简单地托底，通常会将此类补贴条款在进行投资人招商的时候通过竞价确定，以形成完整的经营风险分担机制。”袁秀丽同时提醒，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投资补贴机制不能设计成债务性条款，否则存在合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