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共建的金融赋能与动态调适

服务于“一带一路”这一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合作平台，过去10年金融作为一支不可或缺的共建力量展现出了强大而多元的赋能价值。或产融结合，或银企携手，或投贷联动，或银团共举，无论是基础设施的联网联通，还是产业衔接的落地推进，抑或是技术产品的孵化共生，金融都能在面向需求的市场对焦中加量发力，在创新管道的自我拓展中协同共振，如同鲜活血液流淌于“一带一路”的火热躯体之中。

恢宏的投融资矩阵

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国，中国输出的不仅仅是思想理念，更依靠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以及外汇储备居全球第一的显著位势，创造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配给，同时“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的原则，带路相关国家也参与了域内项目的融资与投资，由此形成了政府双边投资引导、市场投资为主导的多元投融资体系。

就双边政府投资而言，在中国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基础上，过去10年间中国与共建国家的累计双向投资超过380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共建国家的直接投资超过2400亿美元，共建国家对华投资超过1400亿美元，双边投资涉及3000多个项目，遍及70多个国家与地区。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是专门面向“一带一路”建设建立的政府多边性投融资平台，最初创始成员国为57个，如今增加到109个，成员遍及五大洲。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亚投行共批准了236个项目，累计批准融资总额超450亿美元，带动资本近1500亿美元，惠及36个亚洲域内外成员，俨然成为国际多边金融体系中的关键一员。

丝路基金是又一支服务“一带一路”的投融资劲旅，目前规模扩张至400亿美元 1800亿元人民币。不同于亚投行乃政府间的区域多边开发机构，丝路基金更多地带有PE（股权投资）的属性，遵循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的原则，运用股权、债权、基金、贷款等多种方式提供投融资服务，同时与国际开发机构、境内外金融机构等发起设立共同投资基金并开展相关投资业务，因此，在丝路基金的牵引与组织下，产生了中哈产能合作基金、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等数只跨国基金。截至2023年6月底，丝路基金共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累计签约投资项目75个，承诺投资金额约220.4亿美元，投资项目遍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

由于创始成员国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国与拥护者，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同样具备了共建“一带一路”的使命与功能。新开发银行初始资本为1000亿美元，由5个创始成员平均出资，另设规模为1000亿美元的储备基金。除成立以来先后发行了合计规模为110亿元人民币债券以及规模12.5亿美元的3年期绿色债券以外，新开发银行还为带路共建各国的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等项目提供了330亿美元的信贷支持，累计涉及近百个批准项目。

企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主体，而政府主要是通过创建平台和构建机制以及政策引导将更多的市场力量导入投资项目的实体之中，就此，中国企业过去10年中在带路共建国家建立了众多规模化、集约化的产业园区，累计投资超过600亿美元；另外，中国共有13家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设立了145家一级分支机构，6家中资保险公司设立了15家分支营业性机构，直接近距离为带路项目提供资金供给与支持。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一带一路”倡议本就是开放性、包容性的公共产品，在资金融通上也是全方位推进多边金融机制的合作。一方面，中方与世界银行、洲际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与多边开发银行联合筹建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有效撬动市场资金参与；另一方面，中国还加强与东盟银行联合体、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等区域金融组织的务实合作，寻求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联合投资方式。正是如此，在巴基斯坦的水电项目建设中，有世界银行旗下国际金融公司的积极参与，同时新加坡的盛裕集团联合丝路基金共建投资于东南亚基础设施绿色项目的金融平台，而在孟加拉希拉甘杰电站项目中，同样活跃着渣打银行牵头组成的国外商业银团身影。

改写全球投融资格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创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除确立了“金本位”制外，还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两大多边金融组织，虽然“金本位”制伴随着后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而终止，但两大金融机构保存了下来。按照规定，IMF的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当成员国陷入国际收支不平衡时，便通过提供中短期贷款满足成员国的融资需求，改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而世界银行的任务是为成员国提供贷款且主要是长期贷款，其中贷款的重点对象是发展中国家。

应当承认，过去数十年来IMF与世界银行在消除贫困、阻抗危机以及推动全球经济均衡与持续增长等方面做出了不小贡献，但同时履行职责过程中也显露出诸多缺陷。首先，两大金融机构融资路径单一，向援助申请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支持时，往往会附加一些限制条件，不少受援国不仅经济未见明显增长，反而出现次生灾害。其次，两大金融机构由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所主导，援助行为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站队”痕迹，即追随美国的国家往往较容易获得符合预期的资金援助，反之则申请过程艰难或者希望落空，由此恶化了IMF与世界银行的道德风险并加强了相应国家的逆向选择。最后，两大机构都是以美元作为货币工具对外提供援助，但美元在客观上已经陷入“特里芬困境”，即美联储很难在美国利益目标以及受援国利益保障之间做到平衡，更多时候前者目标的实现是以牺牲后者的利益为代价的，实际过程就是美元升值导致受援国债务负担加重，而美元贬值则引致受援国还贷能力弱化，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沦为债务危机的“重灾区”。

显然，在传统国际金融体系出现功能抑制与扭曲的背景下，“一带一路”的金融体制安排与创新就为世界经济增长打开了一扇全新的投融资大门，在资金增量上构成了对IMF与世界银行的有力补充。由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许多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落后是其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而“一带一路”的投融资体系恰恰对准的就是这一短板。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供给“一带一路”的信贷资金95%流向了带路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由此不仅促进了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更降低了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国际竞争的贸易成本。据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的相关研究，“一带一路”沿线铁路、航空及海上运输成本每降低10%，能分别提高国际贸易约2%、5.5%和1.1%。

投资额外性是指投资于其他投资者尚未进入或不愿进入的领域，而“一带一路”上的不少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产业投资，不仅周期长，而且回报慢，并非传统国际金融组织乐意踏足的地带，但“一带一路”的投融资则完全不同，一方面依托中国的制度优势以及大型国有银行和中央企业的资金、技术等要素规模化优势，通过最大程度地降低单位投资成本，最终有效破解了带路国家若干项目投资额外性程度低的难题；另一方面，“一带一路”的投资对象选择不论国家经济强弱，更不带有任何附加条件，而是针对客观需求，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做出投资安排，使得待投项目获得精准的资金配给与落地运营，在此基础上实现参与方的最大利益公约数。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吸引了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参与，为共建国家创造了42万个工作岗位，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若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全部得以实施，到2030年有望使全球收入增加0.7%~2.9%，并且使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

锻造更健壮与更精准的金融服务机能

过往10年“一带一路”共建中，中国在融资与投资功能上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但必须正视的事实是，带路国家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产业扩展以及市场完善等领域，仍存在着巨大的资金需求，最大程度地弥补资本供求缺口，未来在共建“一带一路”中中国继续充当投融资引擎的同时，需要扩大与丰富投融资主体多元化阵容，包括加强与IMF、世界银行的沟通与合作，争取更多多边金融机构的支持，创新项目盈利模式，吸引和动员各大洲区域性金融机构深化投资协作，整合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与丝路基金三大平台力量，以资金规模化优势创建具有影响力与示范效应的品牌工程，提升带路国家间的资金协同与共振，扩大基础设施运营与使用的外溢效应，更广泛地吸引第三方国家的积极参与。

拓展融资方式是增强金融服务“一带一路”持久性的重要支撑。“一带一路”共建资金目前主要源于间接融资渠道，少有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同时，利用基金融资模式非常有限，包括国际合作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等在内的多类型基金尚未发挥充分作用，并且以丝路基金为代表的专项基金，目前仍以股权投资为主，参与债权部分融资的积极性不高，另外，社会资本参与意愿较弱、参与度也较低。为此，一方面要推动各类金融机构创新地利用资本市场，通过发债、股权融资等方式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融资支持，同时鼓励信托资金、保险资金等通过银团融资、基金入股、融资租赁等方式参与带路项目的资金筹集；另一方面，可考虑进一步扩大丝路基金、中非基金等专项投资基金的支持范围，对重点项目提供股债组合支持，并鼓励投资基金与其他金融机构合作，采取共同贷款等方式形成新的融资组合；此外，应以放宽社会资本准入为前提，支持和鼓励私营企业、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等社会资本展开面向“一带一路”的融资。

在投资方向上，除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平台以及跨境经贸合作区等部位重点用力外，更应将“一带一路”金融服务聚焦到绿色投融资与数字经济两个方面上来，以推动“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共建。绿色投融资方面，首先要加大绿色债券、绿色贷款的发行，设立绿色基金等创新产品，同时开展绿色低碳供应链管理，引导市场资源流向更加节能环保的技术以及绿色产能和装备制造领域；其次，要加强绿色金融的第三方合作，继续通过联合融资，支持更多清洁能源等绿色项目，鼓励带路国家金融机构与发达国家商业金融机构开展第三方合作，按市场化原则切实满足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需求；再次，要建立绿色金融标准，便利国际资金支持带路国家的清洁能源、气候变化、再生资源以及污染防治等方面的建设，与此配套，要搭建与扩展“一带一路”绿色金融服务平台，为相关投资合作提供专业服务。

数字经济方面，除继续加强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外，金融更应针对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数字化革命强势赋能，重点面向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提供资金加持，推动传统产业的全方位、全链条数字化改造与升级，提高带路国家全行业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要针对跨境电商、数字贸易开发出具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产品，加快跨境数字流动，最大程度地熨平数字鸿沟；要全力拆解与破除数字壁垒，加大数字强国的技术输出，实现技术共享，在此基础上帮助更多的带路国家开发出数字货币，提高民众数字支付的便捷化程度以及数字技术的普惠化功能。此外，无论是融资还是投资，要充分利用5G、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要素，引导与协助“一带一路”国家构造出厚实的金融“防火墙”，搭建起灵敏的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有效防范与规避各种金融风险。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