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抑郁症群体：充分治疗者不足1%，专业医疗资源紧缺

日前，著名歌手李玟因患抑郁症自杀去世，有关“抑郁症”的话题受到广泛关注。

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显示，我国成人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为6.8%，其中抑郁症为3.4%，目前我国患抑郁症人数9500万，每年大约有28万人自杀，其中40%患有抑郁症。新冠疫情后，全球精神障碍疾病负担更加沉重，重度抑郁症和焦虑症的病例分别增加了28%和26%，抑郁症患者激增5300万，增幅高达27.6%。

据第一财经记者采访获悉，目前公众对于抑郁症的了解仍知之甚少，抑郁症患者也依然面临着病耻感强，疾病教育缺失，就医困难等问题。

“如果不是李玟这样的抑郁症公共事件刺激，我的几个患者(可能)仍不会来医院就医（就诊）。”7月11日，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神经科心理门诊室，主治医师郭嘉对第一财经说。

“久拖不治”

看到李玟身患抑郁症轻生的报道后，家住上海的李小姐在感到惋惜的同时，内心仍有余悸，大概一年前，她也患上了抑郁症，直到找到心理医生治疗后才逐渐好转，并逐步摆脱了那段痛苦的经历。

李小姐系上海某上市公司品牌负责人，此前公司IPO阶段，经历了一系列业务整合和人员调整，她也到了新的工作部门。“本身外界环境对我来讲也不是很‘友好’，我又是一个性格超级敏感的人，敏感的人一旦遭遇外界环境的变故，其实个人会感觉很难受，希望外界对自身有认可，但当得不到这种认可的时候就会很难过。我感觉那段时间很容易发脾气，情绪比较低落，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

“当时想着要不辞职换份工作，可是疫情之后企业招聘需求下降，市场可供选择的机会不是很多，投的简历基本是石沉大海，然后我内心有多种声音，一方面暗自责备自己不努力，另一方面却又不想动，继而逐渐陷入到这种很自责的循环里，随后出现了失眠，本来深夜12点睡下，突然凌晨三四点钟自己突然醒了。并且，同时那时候也经常没有食欲，要么可能一整天不吃饭，要么第二天饿了会突然暴饮暴食。”李小姐说。

这样痛苦的状态持续了半年，直到找到医生治疗才摆脱。“听到医生说我确实是患了抑郁症，我反而很开心，原来不是我矫情，生活或者工作中有很多不适，是因为我生病了造成的。”李小姐说。

自2018年在心理科室坐诊以来，郭嘉明显地感觉到，抑郁症患者逐渐增多，尤其是在疫情暴发之后，同时很多患者都是抑郁症状拖了很久，才来医院的心理门诊检查治疗。

“短的抑郁情绪存在了几个月或者半年，长的抑郁情绪已经有几年了。”郭嘉说，其实根据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抑郁症状一旦达到了诊断标准，且病程时间维持了2周，就需要来医院进行检查了，其实还是要早诊断、早治疗，愈后生活质量的改善有很大帮助。

很多抑郁症的患者来医院就医之前，病情被拖了很久。“这种久拖不治的原因，主要是多个方面，一是客观忽视，二是误诊等。”郭嘉说，有的是主观忽视，对心理疾病不重视，把抑郁症等同于日常的心情不好；还有的是对患心理疾病怀有病耻感，讳疾忌医，不敢来医院诊断；另有的是对疾病认识不足，因抑郁症的部分躯体症状而就诊于非心理专科造成病情的延误，所以还是很需要加强对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的科普宣传。

李小姐早期也对病情存在忽视。一开始，她并未想看医生，并且也不认为自己“患病”，只是“心情不好”罢了。直到她听到身边患了抑郁症的人说，她有可能犯了同样的病，遂想着看心理医生试试。于是才找大医院托朋友挂心理专家的号。

“从一个曾经是抑郁症患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大家真的不太了解这一群体，而且这一抑郁群体越来越年轻化，我当时看病的时候，心理医生门诊室外有很多年轻的面孔在排队，有的看起来正在上初中或者高中，感觉他们神情呆滞，一言不发，已经到那种程度。如果孩子真的到了这种程度，然后再送医院治疗就真的太晚了。”李小姐说。

2021年9月21日，《柳叶刀-精神病学》在线发表了由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领衔的《中国抑郁障碍患病率及卫生服务利用的流行病学现况研究》。《研究》表明，抑郁障碍患者社会功能受损明显，但很少获得充分治疗，在过去12个月被诊断为抑郁障碍的患者中，仅有9.5%的患者曾经接受过卫生服务机构的治疗，而其中仅有0.5%的患者得到了充分治疗。据了解，目前的情况并未比这组数据有更大改善。

“我现在已经不再吃药物了，心情也逐渐变得愉悦，每天的状态非常好。”7月14日，在与第一财经记者通电话的半个小时里，李小姐多次说到自己该早点去看医生治疗，不该“耽误”那么久，影响工作和生活。

“一周的号一晚抢完”

7月11日一早，郭嘉像往常一样，开启了忙碌的坐诊日，从上午8点半开始，一上午的时间，她几乎全部是在接待患者，一直忙到中午1点钟才到医院外点了一份外卖快速吃完，即开始了下午的紧张忙碌。

从事心理医生工作五六年以来，郭嘉觉得这几年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疫情、就业、经济压力增大等因素，抑郁症群体越来越大。日常参加心理医生行业内的会议，郭嘉说，同行们也有这样的感觉。抑郁患者的增多，也导致一些医院的心理精神科室号源紧张。

李小姐说，在那段身患抑郁症的痛苦经历时，内心慢慢觉得这样的状态可能不太对劲，就想着找医生，后来一打听，大家都去一家正规的大型三甲精神专科医院。

李小姐打开手机发现，这家大型三甲精神专科医院的号确实难挂，两周内的号基本全部挂完，后来在医院朋友的帮助下，她才终于找到一位专家医生，并成功挂上了对方的号。

“如果我不是通过朋友帮助，自己在家里拼网速挂，肯定挂不上这家医院的专家号。”李小姐说，到了医院，进行检查之后，做了几套题，然后医生诊断我说有轻度抑郁症状，然后开了两副药，一副是促进睡眠的药物，另一副是抗抑郁的药物。

事实上，不仅仅是李小姐遇到求医困难。“每周一，我们的门诊都会放号出来，然而基本当天晚上一周的号就全部被抢完了。”一位心理医生对第一财经记者坦言。

“现在每周门诊量基本都是爆满，而且在坐诊的过程中，要求加号的人也很多。有些患者甚至是外地过来的，他们已提前来这里住进了宾馆，每次我都是尽量满足患者的问诊需求，能加尽加，但是有时候也没办法，毕竟工作时间有限。”郭嘉说。

“我每天除了接诊之外，还有另一半时间是在对患者做‘心理治疗’。由于‘心理治疗’的时间较长，平均1名患者差不多需要一个小时，每天上午最多只能对4名患者进行治疗，也就是只能放4个号。‘心理治疗’的号源更加紧张，基本提前一周放出来很快就抢光了，病人只能等后面的一周。”郭嘉说。

郭嘉说，一般抑郁患者到医院就医后，精神科、心理科的医生会跟病人进行深入会谈，这一环节非常重要，这部分业内叫做“心理检查”，往往不能缺失，这就需要患者情感体验的真实暴露，其自身的很多症状要如实跟医生说，然后再结合到量表评估、实验室检查等，“抑郁患者的检查不是一般病症如细菌感染、高血压等，通过仪器、设备等就可以检测出病灶。”

“人才储备非常不够”

作为一名专注于心理健康的医生，郭嘉对自己的专业有很强的热爱和使命感，可是对于无法满足的庞大抑郁症求医群体，她也有时候感到无力。郭嘉的无力感背后，是国内心理卫生行业专业医生紧缺和资源配置不足的现实境况。

一家名为“抑郁研究所”的机构去年发布了一份《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被多家媒体转载刊发。该《蓝皮书》称，即使在2019年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也只有一小部分有需要的人能够获得且负担得起高质量的精神卫生保健服务，“目前国内80%的综合医院没有精神科，同时抑郁症患者门诊量却每年增长20%。”

国家一家大型三甲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他所在的医院精神科室在整个医院里算是属于一个比较小的科室，专业医生屈指可数，“专业医生数量5个手指头都能数过来。”

而在科室建设方面，上述这名精神科医生表示，“我们没有病房，只有门诊室，确实心理科患者基本很少有住院治疗的，但按照整个医疗设施配置来说，还是需要病房的。”

“对于国内心理医生来说，整体上还是存在人员数量不足的问题。因为从事这个专业需要精神科医生执照，而国家精神科医生的培养人数较少，很多专业院校也没有精神科专业。”这名精神科医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现在整个精神医疗服务还是跟不上群众就医需求，但心理疾病人数却是在增长，专业的学科建设还是相对比较滞后，无论精神科室人员数量，还是精神科室的各项配套投入，都需要再完善和提高。

在精神疾病多发的背景下，精神卫生领域“人才荒”的问题日渐凸显。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统计，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精神科医生数量达6.4万人，只占全国医师数量(428.7万人)的1.49%。

“我们的人才储备非常不够。”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此前公开解释道，“在很多发达国家，有5%左右的医学生在毕业后会选择规培成为精神科医生，我们选择规培做精神科医生的不到1%，这让精神科的人才发展后劲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