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实验室与市场,高校院所创设和参股公司数达3415家
打通科技成果迈向市场化,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其中的主力军,越来越多的“硬科技”公司来源于高校机构的实验室。
近期出版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22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下称“报告”)中的一组数据显示,2021年科技成果转化总合同金额超过1亿元的高校院所数量为314家,截至2021年底,高校院所创设和参股公司数量为3415家,比上一年底增长17.6%。
报告认为,总体来看,随着我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系列政策法规逐步落实,各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已进入平稳发展阶段。
上海市高校科技发展中心总工程师刘群彦告诉第一财经,大约自2015年开始,全国各地高校、院所、地方政府等大多采取较多激励举措鼓励科研人员通过创业活动促进经济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每年的报告整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从实验室带入市场
近年来,我国创新性的前沿科研成果产出增加,实验室的成果落地比例也在逐年提高。
根据报告,在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方面,各项数据上,2021年,总合同金额和合同总项数均有所增长。现金和股权奖励总金额显著增长,个人获得现金和股权奖励达80.7亿元,比上一年增长43.2%。在转化流向层面,在行业领域上,制造业领域的成果转化最为活跃;在转化方向上,科技成果主要转化至中小微其他企业,占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总合同金额的67.9%。
而这些上涨的数据,在刘群彦看来最关键的转折点在2014~2015年。
2014年,“鼓励科研人员创办企业”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出台,提出符合条件的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经所在单位批准,可带着科研项目和成果、保留基本待遇到企业开展创新工作或创办企业。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学院教授王宇晗就是此背景下“留岗创业”的一个典型,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海拓璞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拓璞”)的创始人,这家专注高端工业母机的公司的创始团队,由上海交通大学的5位博士组成。
王宇晗说,2007年之前,他一直是上海交大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的教授,在他决定创业时,学校为他保留了职位以便“留岗创业”,他创业时教师离岗创业还是比较难落地的改革举措,这种“特批”的做法也让他获得了来自学校的人员及时间支持,现在每年都有不少交大学生来拓璞实习。
上海松江区政府与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共同建立的上海低碳技术创新功能型平台,也孵化了几家公司。虽然这个平台是非营利性的公共科研平台,不过能够把科研院所、实验室的研发推向产业化,并能够将高校和外部产业集团、投资公司通过平台对接起来,对技术进行商业化推广。
该平台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平台孵化的公司主创人员大部分都是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的科研人员,由于政策的激励,如果推向市场的研究成果划到了高等研究院的话,50%的收益是可以归为团队的。这样一来参与创业的科研人员就非常有积极性,因为能把自己的成果从文章变成真金白银。
还有哪些堵点
虽然高校院所是科技成果产出的重要来源,但是实验室的成果往往不能直接拿去用,要经过不断试错、迭代才能成功转化。尤其是当科研人员走上创业之路,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时,会遇到例如成果与知识产权的问题、资金问题、企业建设和经营管理的问题等。
王宇晗对记者表示,作为一名高校老师,刚开始自己对产品的理解并不深,某产品第一次融到1500万元时,由于不懂产品研发体系,他们三个月就把这笔钱全部花完了,“刚融资的那个春节,就遇到了财务危机”。
而相比这种教师和企业家之间的身份转换,更多的困难来自于初期审批和发展到一定规模时的融资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赵东元此前就对记者表示,从实验室到工业化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中间的人才、投资目前都还不够。大家都想直接把技术拿过来生产进而产生效益,但从实验室到成果落地是需要一个转化过程的,这方面的配套措施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差距。
刘群彦则认为,以教师创业为例,当其创办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IPO及其他大额融资的时候,往往需要理顺单位和企业之间存在的资产、兼职、知识产权等各种关系。当这种情形出现的时候,往往都会遇到不知道在单位内部如何办理、找谁办理的困难情形。
“以上海交大为例,该校在2015年率先出台了政策鼓励教师创业,分别是学校参股教师和不参股的创业活动。学校不参股的做法通常是,学校把专利等成果转让给教师,由教师自己创业,学校在一定年限后按照成果转让价格的一定比例由教师支付费用。教师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向学校申请开办企业。”他告诉记者,在政策支持下,上海交大经过学校审批的这类企业已经超过200家。
尽管全国目前高校院所创设和参股公司数量已达3415家,但提高空间仍是很大的。
报告指出,目前科技成果转化仍存在成果评价行业尚不成熟,科转政策实施存在障碍,中试基地总体布局缺乏系统性、企业参与动力不足,高校自建技术转移机构数量偏少等问题。报告指出,需要健全科技成果转化评价体系,资源配置与评价结果挂钩;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改革等措施。
刘群彦认为,如果能进一步加强体制机制改革,高校院所创设和参股公司远不止“3415家”。
他解释,有一部分教师创业企业过去之所以没有经过学校审批,并不是有意为之的,而是因为落实国家和地方政策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空窗期”。同时,高校院所对科研人员创办企业也存在一些“合理”的担忧,毕竟高校院所的主业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我国在风投体制、职业经理人匹配、服务环境这些方面都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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